如何改善中国的法治与人权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连续发生了数起法律界违反人权的事件，诸如湖南永州唐慧事件、辽宁马三家劳教所虐待被劳教人员事件等，引发海内外对中国司法界发展的关切。实际上，类似的事情在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如早些年的“黑监狱”事件，各种城管执法所导致的恶性案件等等。

为什么执法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违反人权的事件？从各种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一些老的法律已经和现代社会不相适应。其二是一些新立的法律或者法规在确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到执行过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后果。第三是执法人员执法不当。其中，前两类居多，属于法律本身有问题。在法律本身有问题的情况下，不管执法人员如何小心地去执行，都会导致违反人权的结果。

为什么法律本身会出现那么多问题？这里涉及到中国法律体系建设的主体的政治转型问题，即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共在很长时间里是革命党，其执政初期，为了满足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的特殊需要，往往用行政和政治替代法律，用意识形态替代法律意识。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制定的法律，从专业角度看，政治成分多于法律，行政成分多于法律。很多法律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政治手段和政策，并且是临时的政策。特殊时期产生了特殊的法律和法规，这种现象在其他很多国家的一些特殊时期也出现过。

例如有关反革命的法律，显然是用法律形式出现的政治手段。劳动教养制度（劳教）也是这样，是在1950年代中共中央发动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中逐步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案例有很多很多。实际上，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无法无天”的状况。当然，这段时期更谈不上人权的概念，就连像刘少奇这样的国家主席也没有任何权利保障，根本就不用说是一般的老百姓了。

没清理不合理的旧法律

改革开放以后，法制建设被提高到执政党的头等议事日程。但是，对旧的、倾向于违背人权的法律没有一个清理过程。这里主要有几个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里，执政党的政策重点一直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上。因此，很容易理解，尽管有大量的立法，但绝大部分都是经济立法，就是为了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立法。第二，在立法方面，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既得利益之故，执政党很难去触动一些旧法律，即使是已经变得不合理的旧法律。这样，执政者只能做增量改革，就是在不触动旧法律的条件下，颁发新的法律和法规。

当然，对旧的不合理的法律也有一些被动反应。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消了政治性极强的“反革命罪”；在孙志刚事件之后，取消了《收容法》。不过，正是因为这些是被动反应，代价极其高昂。其一，这些变动（修改法律或者废除）是在牺牲了大量的人命、造成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之后实现的。其二，它们是在自下而上的社会压力之下实现的，而社会压力的产生，表明社会已经对这些法律不可忍受了。

因为政府从来没有自上而下地、系统地清理过旧的法律体系，中国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很多人权困境。这里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首先是思想意识上的。在立法者（尤其是领导层）的思想意识里，一些过去临时性的法律和法规经常被视为是永恒的。尽管修改过去的法律甚至是废除一些法律，并不见得是要否定过去，而是因为这些过去的法律和法规不适宜当代的需要了，但这些立法者往往会把此“误解”成为这样做是否定过去。在中国的政治环境里，过去（即使是错误的过去）往往是不能加以否定的。很显然，如果过去不可以否定，这些过时了的法律也不能加以修正，或者废除。第二，更麻烦的就是这些法律和法规背后的巨大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为了延续，往往想尽各种政治办法，来论证这些过时了的法律和法规的当代合理性，并且在此基础上继续出台类似的法律和法规。这使得中国法律的一些方面，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经常被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