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李汝军的法外开恩让刘志军情何以堪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汝军，涉嫌将下属公司4.6万欧元侵吞，折合人民币40余万元。5月3日，北京市二中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李汝军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缓刑理由之一竟然是：“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5月4日《京华时报》)

《刑法》第61条规定：“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量刑适当与宽严相济的刑罚原则，鉴于李汝军有自首情节、悔罪表现及赃款追缴等行为，法院依法作出减轻处罚的判决，这并不难理解。但因“李汝军是铁路系统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从而对其施以缓刑3年的判决结果，却让舆论哗然。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法治要求来说，显然不能因个体的特殊性而享有法外开恩的权利，因此针对李汝军的“人才”说也就让这个判决蒙上了诡异和暧昧的色彩。

除了诡异与暧昧，这个判决理由还显示出一种虚弱感。李汝军之前的职务是副总经理，分管南昌铁路局、广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局和济南铁路局的电气化经营工作，并非技术上的专业人才，而若以管理人才来界定，则未免过于牵强，毕竟管理方面的成就并非个人之力，而是有赖于整个领导团队，身为副职的李汝军显然无法凭一己之力，去贪天之功。于是，这就让人对李汝军这个“人才”产生了合理质疑，既然说他是不可多得的专业人才，那么，其“不可多得”体现在哪些方面?作为“人才”，其价值体现必定依托于工作贡献、发明创造、重大表彰等外在形式，然而法院定义的“不可多得的人才”却无一外在形式来支持这个判定，这无疑就陷入了无实例证明的自说自话的尴尬。

其实即便李汝军确系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个判决理由也显得无比轻浮。法律不是一小撮人的游戏，无论这一小撮人处于社会的什么位置，也无论他是领导还是富豪，或是人才。就法律与“人才”之间，法律的尊严毋庸置疑高于“人才”的价值，当人才触犯了法律，理应是人才向法律低头，而非法律对人才开恩。作为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框架，法律及其裁量罪责的一致性是确保正义与公平的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古代便已出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种力图维护法律尊严，培养自上而下的守法意识的法治手段。如今，以“人才”来为个体的罪责进行开脱，这不仅与法治精神相悖，更是属于赤裸裸的对法律的玩弄，且照此逻辑，被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刘志军岂不是更能以“人才”之由免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需严格控制依法减轻处罚后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适用缓刑的范围，显然，李汝军的缓刑之所以引发如此大的舆论，是因为其适用缓刑的理由难以服众。一个人是不是人才，与他的犯罪事实、危害程度并无关联，也更不能以此作为量刑依据，遍阅我国法典，没有一条法律法规表示可减轻或免除对“人才”的惩罚。而最为可怕的是，若“人才”论得以让法律低头，那么越来越多的“人才”必会毫不手软地违法，笑逐颜开地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