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官员子女起薪高”背后的真问题

从“湘潭神女”到“27岁副县长”，在公众的质疑声中，人们越来越笃信官员子女能够借助父母权力获得比同龄人更好的前途；而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的常务副主任李宏彬和他的同事们，则希望通过严谨理性的数据分析来观察这种社会现象。他们的统计分析表明，作为官员子女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拿到高出其他同学约15%的起薪。（《北京晚报》5月6日）

15%的工作起薪差异，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家庭背景尤其是父母的身份地位，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坐实了人们对于“官二代”的负面印象。子女工作起薪不同只是以父母身份地位为核心的家庭背景在社会中某个侧面的映射，而“官员子女”由于能够与公共权力形成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势，无形中更使得这种映射更加引人注目。在“官二代”已然沦为一个具有浓厚贬义色彩词汇的当下，“官员子女起薪高”更给“官二代”贬义色彩添上了重重一笔。但只是对“官二代”因为家庭背景而“工作起薪高”进行谴责无济于事，就像研究人员所言，关注官员子女缘何起薪高“背后的逻辑”显得更为重要。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论断在官员子女身上有着让人更清晰的观感。毋庸置疑，公共权力可谓稀缺性最强的社会公共资源，而由公共权力衍生出来的某些副产品，比如平头百姓难以企及的社会关系，同样可以带来实际的利益。比如，在家庭结构和个人素质能力等方面同等的两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父母为官员者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自然更多，而衡量好工作的一个主要标志无疑就是薪资待遇高。不止就业一方面，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官员家庭具备的优势显然更明显。即便从工作一项而言，就业的选择、准入、职场升迁等方面，官员子女施展的空间显然比普通民众子女更为宽敞。不可否认，这在很大程度上跟公共权力背后的社会关系息息相关。

“官员子女工作起薪高”，背后跟官员所掌控的公共权力衍生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即便这种权力型社会关系属于自然产生，暂不考虑那些灰色甚至黑色的利益输送关系，这种能量巨大的社会关系仍然足以对普通社会关系形成冲击，遑论源于权力失范产生的畸形社会关系带来的灰色收益了。这种权力型社会关系建立在对社会稀缺资源掌控的基础，在当前社会稀缺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势下，显然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种挑衅。这种挑衅反映在社会阶层和社会流动方面，体现在社会阶层的板结和社会流动的淤塞。在这种权力型社会关系的作用下，社会阶层内部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有通过代际再生产得以延续和加强的苗头。当前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社会信任裂痕，以及弱势群体产生的社会疏离感，跟上述情形显然并非毫无关系。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生机活力的产生和释放。

这种基于公共权力所产生的特殊社会关系，同时也是公职人员隐性福利的一部分，折射出当下公平失衡的状态。从名校中农村家庭学生比例的逐年降低，到不时见诸媒体的官员子女“萝卜招聘”，社会稀缺资源在不同群体间分布不均衡的状况并不鲜见，浪潮一年高过一年的“公考热”，公务员各种说得以及说不得的“隐性福利”，都在无形中诉说着稀缺社会资源的诱惑力之大，以及配置之不均衡。对社会稀缺资源占失衡而产生的特殊社会关系，增加了社会阶层隔阂，凝滞了社会流动，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呈现畸轻畸重的不健康状态。

五四青年节刚过，“青春梦”为人们所热议。实现青春梦想固然需要个人脚踏实地努力奋斗，但宽大的展示平台、顺畅的上升渠道以及健全完善的制度环境同样重要。而“官员子女起薪高”本身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是对普通青年人生梦想的打击。对于普通民众来讲，主观方面的个人能力不足不能怨天尤人，但社会环境造成的公平失衡显然令人无法“认命”。普通民众不怕吃苦耐劳，怕的是在别人“拼爹”面前我们所谓的素质能力显得那么弱不禁风，就像《学习时报》刊文引述孙立平教授所言，“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希望，最怕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这或许才是“官员子女起薪高”背后需要正视的真问题。（凌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