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安康孕妇交不起4万元被逼引产”,成为焦点新闻。此间舆论纷纷痛批当地乡镇干部惨无人道的恶劣行径。迫于舆论压力,安康市政府公开道歉,3人被停职调查。陕西计生委召开紧急会议,强调“杜绝大月份引产”。陕西计生部门危机公关,可谓雷霆霹雳,给了公众和舆论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然而,此事值得深刻反思的,仅仅是计生国策在乡镇政府的荒腔走板吗?为什么大量上访矛盾和群体事件,经常诱发在乡镇政府?为什么大量违背宪法和国策的人治弊端,经常藏污纳垢在乡镇政府?为什么伤害“三农”的一桩桩、一件件经常发生在乡镇政府?乡镇干部失范失德的,绝非仅仅是“计生暴政”,而是还有更多。
乡镇干部的违法行政,最容易引发民怨,最容易被媒体曝光,最容易让领导生气,也最易被党纪国法严惩。“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乡镇干部,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为何总成领导和民众两头不讨好的夹心饼呢?为何乡镇干部常常喟叹:“乡镇工作最难做”呢?安康计生事件,是偶发事件还是必然事件,是乡镇干部的渎职,还是长期以来的妄为?打开这些问号,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处理,更有裨益。
乡镇政权位于我国政权体系的基础环节,承担着管理辖区内乡村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在经济建设的最前沿、农村工作的第一线。借用一句乡镇干部的口头禅:“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乡镇政府有限权力承担着无限责任。当前多数乡镇干部都有共同的心声就是“芝麻大的官儿,巴掌大的权力,无限大的责任”。上级部门的行政命令、工作任务、考核指标最终都要层层下压落到乡镇头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司法、招商、交通、税收等多项任务要保质保量按时完成之外,诸如计生、维稳、安全、信访等名目繁多的“一票否决制”和“第一责任书”更是常常让乡镇干部叫苦不迭。“属地管理”下的权责不对称成为影响乡镇工作的一大难题。
以安康计生事件为例,当事乡镇干部原本应该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为何会干强行孕妇打胎的恶行?一是以前一直这么做,习惯成自然;二是面对良知与饭碗,乡镇干部选择了饭碗。因为“一票否决制”可以把乡镇干部“否决”回家去。原本善意的“一票否决”,在行政实践中,往往演变成恶行的根源。计生工作的不择手段,上访工作的暴强截访等等,均源自简单粗暴、形式主义的“一票否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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