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意识缺失，症结在哪里（2）

确立法治意识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公民规则意识。当然这首先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拥有规则意识。公民的规则意识（或者说程序规则意识）应是公民意识中最基本的层面，或者说是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当下，应该确立“公民规则意识是建立法治秩序的基础”的观念。

乔新生：无论是法律还是规则，中国传统社会中很少有这些概念。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以家为本的社会，国也不过是一个放大的家，是皇帝一个人的家。这样的社会中，其实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自然也没有公共规则。公共规则来源于西方，无论是古希腊的广场辩论，还是现代欧洲的议会制度，都是一种公共规则，这种环境下的法律，是以普遍约束权力为原则的。当然不是说传统社会中没有法律，但是传统社会的法律和现代法律的概念是不同的，现代法律观念是建立在多数人民主协商的基础上。当规则和多数人无关的时候，多数人既没有权利意识也没有规则意识。究其根本，其原因都在于规则不是众人制定的。很多人说中国人缺少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这是事实，但为什么缺少规则意识？是因为没有参与社会规则的制定，权利意识自然难以觉醒，对法律和规则也不是尊重，而是漠视。

规则意识的培养还须制度约束

主持人：给我们介绍一下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

刘作翔：在一些北欧国家，我特意注意到：一是绿灯时，行车毫不减速，即使在闹市区；另一种是在没有红绿灯的情况下，行人绝对优先。在国内我们经常是行人给车让路，驾车人很少有斑马线意识；在国外是行人优先，车给人让路。在瑞士、瑞典，我看到大巴车、小客车行驶在十字路口时，司机有一个动作：他会将车停下，用手向左、向右、向前比划三下，等确认之后才开车。后来才知道这是交通规则的规定，用这种方式确保有没有车和行人，是非常严格的。这是从小就培养的规则意识并形成的习惯。我在巴黎乘旅游车，导游讲，在几点之前必须赶到旅店，否则会回不去，这是因为他们有规则规定：司机每两个小时必须休息一次，并且每天开车不得超过十小时。我问谁来监督？又没有警察。他说根本不用监督，也不需要警察，车上有自动记录仪，警察只要看记录仪就可以了。司机如果违反规定，那可能丢掉饭碗。可见，并不是外国人的规则意识天生有多么强，它也需要制度的约束，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种习惯。规则意识的培养还须制度的约束。

持之以恒地建设规则认同的渠道

主持人：养成规则意识和公共文明，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

蒋传光：公民规则意识的养成，要靠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法律规则。既包括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包括公民的公德意识。这里需要注意几点：一是强调公民规则意识与强调权利意识并不矛盾，也不意味着要求每个公民缺乏自主地奴性服从法律，成为法治理的对象，而是要求每个公民在对法律规范的内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能够理性地行使权利，积极主动地服从规则。二是公民守法意识的形成,有赖于法律的宣传,也来自于严格的惩戒教育。面对各种违法现象，我们一定要避免陷入一个怪圈，即一方面期盼和呼吁要加强法治社会建设，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另一方面以各种特殊的理由为免除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寻找借口，通过一件件鲜活的案例向人们昭示，法律的遵守不是必须的，是可以因人因事而改变的，法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底线可以被具体的个案以特殊的理由突破，以致法律的权威总是树立不起来，对法律敬畏的社会心理也难以形成。三是社会公德意识。遵守社会公德既是一项道德要求，也是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义务。强化公民的公德意识，除加强对公民各种形式的道德教育外，还应重视从制度层面来完善，把制定具体的道德规范、完善道德立法、建立监督制约机制作为社会公德建设的主要内容。

乔新生：社会规则意识的养成，有赖于“公共的规则需要大家共同制定”这样的理念的确立和实施。这几年我们开始“开门立法”，意思就是让公众参与到制定规则的过程中。既然是公共生活，其中的规则自然也需要多数人认同才行。而开门立法，正是建立人们对法律的认同感的渠道。管理部门应更多征求民众的意见。

刘作翔：规则意识的培养要通过教育，这是没有含糊的。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要经历社会化的过程。这个社会化过程是通过无数的教育方式去完成的。所以规则意识的培养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去完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教育的作用有时候是有限的，比如我们经常看到许多成年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有些人是明明知道，但是他就是不去做，不但自己不去做还领着自己的孩子闯红灯，这就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硬约束。但无论如何，培养中国人的交通规则意识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