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舆论监督不是司法进步的障碍（3）

时代周报：我们再来看在具体的案件报道或评论中，从理论上说媒体不干预司法，就是在报道过程中，事实描述要客观，评论要公允，在法院未作判断之前，媒体不得作出结论。

何兵：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推论，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公众和记者，并非法官，无法四平八稳地听取双方的证词，然后客观描述事实。记者必须在第一时间报道案件发生和进展，法律如何能苛求他们客观全面？就评论而言，评论是公众在媒体上就某事件发表的个人见解和判断，其本身就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如果标准过于苛刻，言论者动辄得咎，就没人胆敢抨击时弊和案件了。

媒体偏差不该成打压舆论的借口

时代周报：那么，如果媒体的报道确有偏差或错误，该如何纠错或纠偏？

何兵：第一，就是我上面所说的，要进一步开放媒体，不要对媒体设置那么多的管制。让媒体在竞争中呈现事实真相，开放的意义就是让各种言论和各种智慧充分展示，没有开发，民间智慧如何展示？第二，如果媒体报道有偏差或错误，该承担法律责任就承担法律责任，报道有误的话，如果是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就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超越了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范围，如果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或隐私权，都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解决。以更多管制，或者给媒体设置更多的“红线”，甚至让媒体“闭嘴”，只会更远离真相和司法公正。

胡泳：媒体存在偏差或者错误，有很大程度的原因是审判过程不透明造成的，应该通过更多的报道，或者滚动播报来纠正。另外有一点亟需纠正的认知是，对公权力的批评报道，是不能要求媒体来承担言论责任的。根据以往的网民因言获罪案来看，所谓的“诽谤”，往往是公权力拒绝监督、打击报复监督者的借口。媒体报道的瑕疵，应当由媒体自身的行业协会和职业规范等机制来纠正，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视为对立面来“打压”舆论，因为司法独立是司法公正下的独立，而不是打压，没有“异己”声音的独立。

这里面还有一个价值考量的问题。我们知道司法独立和表达自由都是一个正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传媒的监督实际上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司法作为公权力的一种，接受媒体的监督是应然的。媒体只要不歪曲事实，违背“无罪推定”的原则，在报道和评论上，应该是自由的。现在还有所谓的“非法采访”，我搞不清楚，这个“非”的是什么“法”。

时代周报：像云南的处女卖淫案，纪委、监察部门直接越过宣传部门“建议”处理了三家云南媒体，而且与现行的制度惯例不同的是，还一并处理了宣传部门的领导，有评论认为，这实际上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你怎么看？

何兵：这的确是一个很坏的先例。因为在整个案件的报道过程中，我们没有看到媒体在恶意地编造事实。媒体要检讨的地方是在同情弱者的同时，要准确地把握事实，在警方不配合披露事实的时候，记者要如何报道等。但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事实真相是什么，如此处理，当然开了一个坏的先例，正如有评论所言，它造成的一个印象是“抓错人不要紧，说错话不可恕”。

胡泳：有关部门到底怎么认识我们在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难道是因为祸起媒体，因为媒体的报道才变得严重，还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是严重违背社会正义的，是社会溃败的一种表现。如果是前面的一种思考逻辑，那就让人感到恐惧了。如果这种思维从宣传部门蔓延到纪检部门，那就可怕了，因为纪检部门更应该是对社会不公，对贪腐更深恶痛疾的。

时代周报：现在的网络媒体，因为其高度开放性和共享性，对社会公共事件可以在一夜之间掀起“舆论潮”，对司法审判工作造成很大的冲击。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以网络为公共言论平台的“民意”会对当下的公权力造成如此大的压力？

何兵：这个“冲击”太好了，可以“洗涤司法”啊，像重庆一抓就是10个法官。很多司法腐败，一抓就是“一窝”，还不需要“冲击”吗？没有来自媒体的监督和“冲击”，指望法院自身的改革和完善是不可能的。在其他言论监督空间不顺畅的情况下，这种网络带动起来的监督正在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力量。这告诉我们，第一，司法必须进行实实在在的改革；第二，司法改革必须以民众满意为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