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一·五”讲话的几点学习体会（2）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4］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说过：“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5］江泽民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国家经济的主体必然是公有制经济。这一点必须坚定不移，决不能动摇。”［6］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在推进所有制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事实说明，只有公有制占主体，分配上才能保证共同富裕，从而使社会主义原则落到实处。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和过去长期存在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我们党曾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这一方针和政策的实施，对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加快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和“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倾向，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并且受到来自右的和极“左”的两种思潮的夹击，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也不时予以嘲讽。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党对分配政策进行了逐步调整。例如，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改为“既重视效率也重视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求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等等。党的十八大更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义，把“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把“收入分配差距缩小”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之一，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一次会见中外媒体时便强调，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分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认识是清醒的，解决的决心也是坚定的。

要摆正先富与共富、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涉及各方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有阻力，更不可能一帆风顺。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说“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有希望”，“没有贫富差距就相当于吃大锅饭”。还有人把收入差距扩大说成是政府管理经济和“国有垄断”、“国进民退”造成的，提出“民富优先”、“国退民进”、“以民营经济为主体”、“要把国有企业量化到人民手中”等主张。这些言论既违背《宪法》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纲领、路线和方针，又违背客观实际。

我国《宪法》规定：“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因此，不存在什么国有企业还要“量化到人民手中”的问题。要求所谓“量化”，说穿了，无非是要把国有资产私有化。苏联解体时给全体居民发放国有企业的证券，结果把国有资产都“量化”到了哪些人手里，世人是有目共睹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中包括“自然垄断的行业”，国有企业中也要有“极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7］离开了这种垄断，国有经济发挥国民经济主导作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们一方面要反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一切企业的垄断行为，另一方面，绝不能借口“反垄断”来反对国家通过国有企业实行必要的“自然垄断”和“垄断经营”。江泽民说：“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力军”，“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合作、分工的基本力量”。［6］(pp145,143,142)胡锦涛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8］习近平在2009年视察大庆油田时也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也是贯彻和实践党的基本理论的重要阵地。”［9］当前，某些西方大国正是以中国国有企业受政府优惠为名，在贸易、投资、资产收购等领域对我百般刁难和限制。这从反面说明，中国国有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确实具有较强实力，使西方跨国公司、大财团和它们的代理人感到不好对付。

另外，是不是“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应当用事实说话。统计表明，2009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与4年前进行的第一次普查相比，国有企业单位下降了20%，资产下降了81%；而私营企业单位增长了814%，资产增加了33%。［10］2011年与2001年相比，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比，由444%下降到272%；而私营企业占比，由92%上升到294%。来自国家统计局资料，其中2011年数字为主营业务收入。还应当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无阶级社会，“国”和“民”没有摆脱也不可能摆脱阶级性，对“民穷”还是“国富”都要做具体分析。现在，中国一方面还有125亿人处于新的扶贫标准线以下，另一方面，早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也只有225%据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见《人民日报》2013年3月6日第6版。，而24个工业化国家平均税负为453%，29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税负为355%，都比我国要高。可见，笼统说“国进民退”、“国富民穷”，都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