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针对过去一度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忽视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问题,提出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同时,始终强调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说,改革就是改革,无所谓社会主义方向和资本主义方向,并以邓小平讲过“改革不问姓‘资’姓‘社’”、“不搞争论”作为根据。只要看看《邓小平文选》就会知道,邓小平从来没有在改革方向问题上说过不问姓“资”姓“社”,相反,他一再提醒我们:“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还强调:“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邓小平也从来没有在改革的方向上说过“不搞争论”,相反,他在“八九”政治风波后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5](pp138,379,137,297)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1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和丧失动力。”[12]他们的论述都说明,党中央历来认为改革存在坚持什么方向的问题,这个方向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对这个方向的保证也不是别的,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我国政治体制无疑还有许多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和空间。比如,要进一步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要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规范化,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要不断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等等。但是,改革的目标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原则只能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前提只能是有利于政局稳定、人民团结、经济发展、生活改善。现在有人无视我国近30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指责政治体制改革停顿了、滞后了、倒退了,认为现有政治体制已经成为进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阻力,鼓吹“重启政改”。显然,他们所要的“政治改革”并不是我们党所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把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政治体制搬到中国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经济体制改革不是要建立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也不可能照搬适应那种市场经济的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鼎立的政治体制。既然从来没有启动过那种“政治改革”,又怎么谈得上“停滞”和“倒退”的问题呢?那种“政治改革”既不会给中国带来真正的民主,也解决不了腐败问题,更促进不了经济发展,相反,只会使社会混乱、国家分裂、内战爆发,使已有的发展成果丧失殆尽,使人民重新陷入无穷灾难。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接受。
现在还有人鼓吹所谓“宪政”改革。这一论调的要害在于把共产党的领导同《宪法》原则相对立,实质在于要求实行多党制、三权鼎立、军队国家化等资本主义政体,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章程》也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坚持共产党领导与遵守《宪法》原则是一致的,不存在相互排斥的问题。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资产阶级所有制,在政治上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由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需要有不同的政党代表这些集团。这种多党制决定了其军队不能由哪一个党单独领导,而必须国家化;同时,各政党在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上的一致性,又决定了它们无论哪个党上台,都不会改变军队作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性质。然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同时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不允许产生剥削阶级,更不允许有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党同共产党轮流执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会有不同利益的矛盾,但这一经济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的,不允许在人民内部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不需要建立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而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当然必须由而且完全可以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这种领导是和我国国家性质、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制度以及政党制度相一致的,它不仅不会妨碍我国政治体制的运行、影响军队的国防军性质,相反,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党和人民内部团结统一及社会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二
习近平“一·五”讲话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1]在当前怀疑、反对改革开放或怀疑、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人,总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不是拿前者否定后者就是拿后者否定前者的情况下,突出强调这个问题也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但它不是在新中国刚成立时的那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上开创的,而是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并已进行了2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如果1978年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或者1978年以后不把改革开放坚持下去,新中国的历史将难以为继。但如果1949年不建立新中国,新中国不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不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从事经济、科技、文教事业的人才,改革开放也是无从谈起的。这些已经为新中国的历史所证明。而且,改革开放如果不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改旗易帜,误入资本主义歧途,其结果也必然是亡党亡国。这一点已为苏东剧变的历史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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