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是实现一切梦想的基石

事实证明，要想建立廉洁政府，必须用制度来制约国家公权力，把公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1840年的一声炮响，在开启了一个古老帝国的没落史的同时，也开启了一个关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为了这个梦，我们从辛亥革命的振聋发聩中警醒，从雪山草地的万里长征中走来，从改革开放的风云跌宕中崛起，历经坎坷，矢志不渝。

然而，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一个考验始终如影随形:什么样的政权才能获取民众的信任?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吸收了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意识到中国人民渴望一个廉洁清明的社会，于是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实行廉洁政治”，“廉洁”二字一直是红色政权初期建设的核心。

2013年全国两会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刚刚上任便说:“新一届政府工作千头万绪，但是建设廉洁政府尤为关键。廉洁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石，一个依法行政、廉洁高效的政府才是人民所期盼的，只有做到这些人民才会拥护，否则，政府将失去公信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有可能付诸东流。”

政府应当直面腐败问题的考验

廉洁政府是最近频频出现在党和国家各类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中的一个热词。那么何为廉洁政府?古人曰:“不受则廉，不污为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体制都开始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触动了原有的社会利益格局，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进入易发期。尤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全国省部级高官涉及贪腐案件、窝案串案越来越多，腐败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有调查显示，2008年以来连续六年全国两会热议话题中，“反腐”都高居榜首。

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被判死刑引发的“情妇”与腐败的关系至今讨论声不绝于耳;2006年，国家药监局窝案案发，原局长郑筱萸、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等一系列高官落马，揭开了国家药品食品安全的黑幕;2007年，上海社保基金案陆续判决，社会保障制度、社保资金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每个案件的背后是民生所系，关乎民心向背，挑战着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信心。

试想，如果地方政府、国家电力、铁路、土地等各个部门，都被“蛀虫”所侵蚀，百姓衣食住行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如何安居乐业?“中国梦”怎么可能实现?

这些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反腐力度。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成立反贪污贿赂总局，专门查处贪腐案件;2000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个因职务犯罪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官员;每一年“两高”工作报告中都会提及查处贪腐案件的数量……这些无不充分显示了国家对于治理腐败问题的坚定决心。

传统的腐败治理模式，依靠国家强制力对贪官污吏形成的震慑作用。但某些官员面对这种“至上而下式”的治理方式想出对策，开始“抱团腐败”，窝案、串案频发，有些大要案中甚至能牵扯出几十名犯罪嫌疑人。分工合作，互相包庇，给腐败案件的查处带来难点。

要想突破这种传统模式的束缚，一条捷径是走“群众路线”。近年来兴起的“网络反腐”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型群众监督，它成为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的有力补充。从被“天价烟”、“天价表“拉下马的周久耕、杨达才，到因“艳照视频”落马的雷政富，再到被调查乃至拘捕的“房叔”、“房姐”，事实证明只要将百姓反腐与传统司法反腐进行对接，就能够形成合力倒逼政府官员廉洁从政。

用制度铲除腐败滋长的土壤

事实证明，要想建立廉洁政府，必须用制度来制约国家公权力，把公权力这只老虎关进“笼子”，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党的十六大以来，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战略方针。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修订发布《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党内重要法规，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颁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标志着反腐倡廉制度建设进入体系化、科学化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再度重申了这个方针，并且提出“全国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这期间，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性措施陆续出台。

2003年党正式建立起中央巡视制度，主要对省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执行高层决策和廉政情况进行检查监督，颁发《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巡视工作作出明确规定，给地方政府高官加上了一道“紧箍”。

2007年9月成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专注于腐败预防工作，通过采集、分析有关信息，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深入腐败高风险的领域和部位，建立腐败预警机制，推动制定、实施预防腐败的法规制度和政策措施，积极进行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从而提高预防腐败的前瞻性、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2010年为了应对“裸官”这种新出现的腐败现象，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出台，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