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领导人出书　多为信息披露

领导人完全以个人名义出书，虽然依然需要取得中央的批准，而且中央也专门下文加以规范，但是，毕竟已经不再作为中央政策的解读和依据了，更多的是作为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和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亲历者的一种信息披露，也包括自己的感悟与思考。

以领导人的个人名义出书，在当代中国是比较少见的。虽然也有冠以领导人名字出的书，例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选集》、《陈云文选》等等。但是这些书籍与其说是领导人的文集，不如说是政策汇编，因为在当代中国，除了正式的法律、法规和红头文件之外，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也是重要的政策来源。由于实际的情况千差万别，正式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只能做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具体执行起来，我们是无法从中找到直接依据的，更不用说直接引用了，这时候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对正式文件的补充和阐释，在正式文件没有规范的领域，领导人的讲话就是工作的依据了。

因此，这一类文集更多的是党和国家的文件和政策的汇编，即使以领导人个人名义出版，也不是领导人个人就能决定的，而是要中央集体审核后才能正式出版的。

但是这种情况在最近的10几年间有了很大的变化，领导人完全以个人名义出书，虽然依然需要取得中央的批准，而且中央也专门下文加以规范，但是，毕竟已经不再作为中央政策的解读和依据了，更多的是作为曾经的国家领导人和重大事件的决策者和亲历者的一种信息披露，也包括自己的感悟与思考。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吴官正的《闲来笔潭》是最新的例子。

领导人出书的三种类型

领导人的个人出书虽然是最近10几年才兴起的，但是最早出书的则是薄一波，他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出版于上世纪 80 年代，主要叙述了从 1949年“接管平、津”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前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对成绩浓墨重彩的描述，对反右扩大化、“大跃进”、人民公社、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等一些事关全局的失误，也无所避讳地秉笔直书并深刻剖析其认识根源；对党内一些意见分歧，如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在山西农业生产合作社等一些问题上的分歧，毛泽东与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争论，以及1957到1958 年间毛泽东对中央一些同志反冒进的批评等，也作了客观公道、实事求是的叙述和分析。2008年又出版了《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这是一部自传性的书，主要是写1925年到1995年这７０年中，作者对其间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和历史经验所引起的思索。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也写了《回忆与思考》。

目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的书主要包括三类，第一是重大政策的回顾，例如薄一波的《建国以来若干重大事件的回顾》一书。还比如李岚清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这是李岚清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而作，由于作者既是改革开放初期许多重大历史决策的亲历者，也是决策者之一，特别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所以重点描述了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过程与前因后果，作者以自己的所知、所为、所见为素材，回顾了对外开放初期的有关重大事件，很多史料属首次披露。

第二类是领导者个人的决策历程，这一类书籍占了领导人所出书籍的绝大多数，也是风格迥异的，鲜明地反映了作者个体的执政风格，同时，也是比较细腻和具体而微地展现了政治决策的过程，更加带有“自我述职”的意味。

李鹏先后出版了５本日记，分别是《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和《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这些日记反映了李鹏先后担任的职务和负责的工作，以日记的形式出书，到目前为止，还是独一份，这些日记翔实而又具体地描绘了许多重要的决策过程。以三峡大坝的决策来说，李鹏自1983年兼任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后，参与了对三峡工程重大问题的决策和组织工作，从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峡至2002年参加三峡工程的二次截流，他共对三峡工地及库区进行了15次考察。他在日记中写道：

“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邓小平同志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我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听完我的汇报后指出，三峡是特大的工程项目，要考虑长远利益，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的东西。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进行。当谈到三峡移民要实行开发性移民方针时，小平同志说，现在的移民方针对头了，100万移民也有办法安置，可以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搞第三产业，还可以发展旅游。针对我说正在考虑用行政力量来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说，可以考虑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朱镕基的“述职”也是别具特色，他先后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和《朱镕基讲话实录》，收录了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信件和批语等348篇，约123万字，收入照片272幅，批语、书信及题词影印件30件，其中也披露了许多决策的过程。

朱镕基总理的“述职”中也体现了鲜明的“朱氏风格”，为人所熟知的“棺材说”和“雷区说”最典型了。1995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因腐败问题被查处，副市长王宝森畏罪自杀，朱镕基得知后极为震怒，提出：“查处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１００口棺材，也有我自己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

除此之外，像李岚清的《李岚清教育访谈录》、钱其琛的《外交十记》、尉健行的《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还有吴官正的《民贵泰山——山东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与思考》、《正道直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实践与思考》与《汉水横冲——武汉城市改革的实践与思考》也都属于这一类的书籍。

第三类则是与领导人的专业与个人兴趣爱好有关，例如江泽民先后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翻译的《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就是与他个人的专业密切相关。李瑞环先后出版的《学哲学用哲学》、《辩证法随谈》和《务实求理》，李岚清的《李岚清音乐笔谈》和吴官正的《闲来笔潭》都与他们曾经担任的领导职务直接关系不大，只是与各自的专业或者兴趣爱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