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领导人出书　多为信息披露（2）

镜 鉴

领导人出书，无论是对后来的执政者还是国人都富有启迪作用。当下社会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在前领导人的书里其实都有“呼应”。

比如，朱镕基在即将卸任总理时就如此提醒：“本届政府就要到期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经济过热，我搞了50多年的经济工作，我能深刻体会到我国的这种‘综合征’，日子稍微刚好过一点，就搞浮夸的作风，盲目的自满，莫名其妙的折腾，无知的决策……我再一次向银行的同志忠告：你们也许这两年就升官了，你们也许就不会再干银行工作了，以为出了问题可以让后来人收拾。本届政府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建立健全机制；但是在没有建立这个机制之前，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搞了几十年经济了，还是应该负责任的吧！你们别把这个包袱留给后人，盲目地发展。”

在李瑞环的《看法与说法》一书中，有大量关于改革和多数人利益的关系的思考。他提出，我们的改革要坚持多数人受益、少数人过得去的原则。“那么，多数人是多少?比如说90%的人受益，那10%的人不受益。下一个改革又是90%的人受益，10%的人不受益。两个10%，加起来是多少？毛主席过去老说，团结95%以上的干部，团结95%以上的群众。可一次运动团结了个95%，扔了个5%，第二次运动又团结了个95%，扔了个5%，几次运动以后一算总账，被整的人就多了。这种现象过去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一是看多数人受益了没有，二是看少数人是否承受得了。少数人不是指一次改革中的少数，累计起来也要是少数。”

曾经分管教育事业的前副总理李岚清在访谈中也明确反对“教育产业化”。他认为，在政策中用“教育产业化”概念容易引发负面影响，容易造成政策上的误解和执行上的偏差，导致部分地方政府推卸增加教育投入的责任，甚至出现“把教育推向市场”的倾向。因此，政府不能以“教育产业化”思想来指导教育发展，更不能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难的手段。

领导人出书的深层原因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在卸任之后出书已然成为了惯例，甚至是领导人获得收入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奥巴马刚刚开始他的第二个任期，就已经与出版社签订了卸任后出版回忆录的合同。作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们的回忆录把外人视作“黑箱”的政治掀开了一角，让人们可以一窥内幕，当然，这种揭露也是很有限的，自然不能危及国家安全。

不过前领导人出书也不完全是出于领导人个人名利双收的考虑，更多的是因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要求。作为民选的领导人，其权力完全来自于普通选民的授权，他们与人民大众是一种委托——代理的关系，虽然他们已经卸任了，但是他们依然有道义上的责任向民众报告他们的所作所为，民众也不完全是抱着猎奇和研究的心态去阅读这些书籍。作为权力的委托方，虽然在投票之后，就没有多少渠道去约束他们的领导人，但是在领导人任期结束之后，他们就有权利去了解代理方是否忠实地履行了他们竞选时的承诺，是否履行了领导人的责任，虽然领导人已然卸任，但是通过这种了解，对于选民选择下一任领导人是非常有益的。

中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也是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因此，在其卸任之后，同样也有其道义上的责任向他们的权力委托方汇报他们的工作，包括决策的细节。所以，领导人的出书热被国内外的媒体解读为是带有明显“自我述职”的色彩。由于中国的政治运行机制的特点，除了每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的报告，普通老百姓很难获得政治运行的详细信息，不用说国家层面的政治信息，就是地方的政治信息，民众也很难获得，这种信息不对称，对于权力委托方的人民来说，是很难真正去当家作主的，更谈不上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工作了。

在这种背景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出书获得人们的“热捧”，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是依然属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这种出书不仅仅应该是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行为，更应该作为一项制度。凡是担任过一把手的领导，不只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各部委办局的领导，各级地方的领导，只要其担负了人民所赋予的责任，都应该在其卸任之后，只要其内容不会危及国家安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予公开的范围，就都可以出书公开，让政府的运作更加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使权力真正在制度的笼子里，这也是民主建设的一条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