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决定中国劳动者的工资？

观察者网：最近有一些关于劳工的书在出版，今年4月末富士康郑州工厂又发生两起员工跳楼身亡事件。中国媒体在报道这样的社会事件时，往往把这些劳工贴上80后、90后这样的标签，或者从工人的精神状态来分析这些劳工跳楼的原因。美国媒体对此也发表过一些言论，您是怎么看待美国对待中国劳工问题上的心态的？

陈平：

（一）

如果收集一下新闻资料就可以明显看出，美国对中国劳工问题是有一个态度变化的过程的。分析这个过程也可以从中明白，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劳工问题上的动机。

我是80年代去的美国，当时中国制造的产品还没有对美国造成威胁。在美国市场上的便宜货，大多是台湾制造、韩国制造，后来则是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制造的。

直到2000年左右，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制造才开始大量涌现。

中国加入WTO原本并不被看好。在中国加入WTO以前，美国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开放一个行业，沦陷一个行业——也确实有一些先例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因为中国加入WTO必须满足非常苛刻的条件，因此入世被许多人看做卖国。

谁也没想到，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产品能像潮水一样涌到美国和欧洲各地。没几年的时间，原本我要从美国带回国的东西，都变成中国制造的了。这时Intel、苹果开始搞外包，美国的失业问题逐渐凸显出来。

于是，美国的舆论界开始行动了。他们第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中国产品为什么这么便宜？媒体说，是因为中国用了劳改犯人来制造产品。这个舆论在奥运会前达到顶峰，引发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世界华人示威游行，连在美国土生土长的ABC都参加了，认为西方媒体在胡说。

曾经有很有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向我核实这件事情。我就问他：“如果你在中国当总理，面对全中国几千万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你会首先给下岗工人创造就业，还是给劳改犯人创造就业？”这样一来他们都笑了，因为根据最起码的选举政治的逻辑，答案显而易见。

这一舆论攻击中国不能成功后，西方媒体就开始在中国的人权上做文章，说中国是没有人权的，这样的论调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初。尤其是《纽约时报》，做了很多有关中国工人加班、低工资、没有医疗保障的报道。我到欧洲去时，也有西方人问我：“中国是不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

我的回答也很简单。中国有没有人权、中国消费的高低不是由中国政府做主的。

（二）

中国政府最大的压力是创造就业，如果是市政府门口有几千个下岗工人坐在那里示威，你这市长就别当了。

中国出口的一半以上，都是跨国公司控制的。因为中国卖出去的东西大多是西方跨国公司的品牌，很少有自己品牌的东西。所以我说，中国的最低工资是沃尔玛定的。它下的订单提供工人的报酬，一旦工厂人工涨价，他就立刻就转向另外的公司，让你立马跌入破产。

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其实也是跨国公司决定的。中国大批量生产的东西，也都是跨国公司下的订单。如果中国政府要求跨国公司改善劳动条件，那些企业就搬家。

当然企业不搬家也有其他的原因，因为其他地区的产业不配套，尽管廉价的工人很容易找，但受过一定教育的产业工人却很稀少。当年台湾本来把纺织业搬到了越南，却因为产业不配套，连班组长一级的工人都得从广西调过来。

今年1、2月份《纽约时报》连发几篇长篇报道，称苹果公司的利润60%都被苹果股东和高管拿走，剩下的部分里：韩国的零部件商大概只占百分之十几，日本只有百分之几，中国企业从老板到工人加一起只有2%到5%。而苹果创造的就业岗位90%在东亚洲，绝大部分在深圳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