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挑战：如何重构人际关系（2）

俞吾金：儒家的人文学说，尤其是关于“孝悌”、“五常”（仁义礼智信）和“诚”的理论包含着不少合理的因素，但儒家的人文学说毕竟产生于2000多年前的传统社会，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的性别歧视观念，都是与后启蒙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现代社会强调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是人的尊严和权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公正的关系。因此，当我们讲儒家学说的当代适用性时，不是指把古代儒家的人文学说原封不动地搬到现代社会中来，而是要从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出发，对儒家的人文学说做出批判性的阐释和创造性的转化。比如，儒家讲的“孝悌”在现代社会中仍然需要，但现代社会讲孝悌是有前提的，即便是父子、兄弟，在人格上也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而不是像儒家所强调的“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那样，一方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另一方。又比如，在儒家肯定的“五常”中，“信”是排在最后的，这样的观念与传统社会的结构——“士农工商”是相适应的。但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不但应该对“信”的内涵做出新的解释，而且其重要性也日益显现出来。

如何着手：以主体意识对人际关系进行现代性改造

解放新论：有人说，当下出现的人际纠纷和人伦惨剧，反映出人际关系建设中的两个难点：一是“无所适从”，即一些人并不知道该怎样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二是“有所顾忌”，例如，我们一边期望让世界充满爱，一边又常常担心在日益剧烈的社会竞争中帮助别人、回馈社会会伤害自己，从而吝惜对他人的友爱。请问，新时期该怎样构建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俞吾金：首先要确立起健康的主体意识，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这里所说的“健康的主体意识”，既不是指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如主观能动性），也不是指一个人对自己利益的斤斤计较，而是指确立公民意识、法权意识和道德实践意识。

所谓公民意识，其核心是履行公民的义务和职责，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中，必须确立共同体倡导的美德，遵循共同体制订的各种规则。所谓法权意识，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人并尊重他人为人”。在这里基本的一条就是珍惜他人的生命。此外，必须意识到，人权和利益都是以主体际性的方式存在的。假定某人以假冒伪劣商品欺骗他人，获得了自己的不法利益。乍看起来，他只是单向度地损害了他人的人权和利益，其实他也为自己的人权和利益今后被损害打下了基础。所谓道德实践主体，就是拥有自己的道德信念，并自觉地按照这些信念来行动。这种健康的主体意识是以现代社会的主导性价值为导向的，同时又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价值遗产。

卢汉龙：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构建新的人际关系准则并加强 “社会化”的教育。中国正在经历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这也必然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传统中国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这五种熟人关系，并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而现代社会中，在熟人关系中更加强调业缘关系的重要性，如同窗、同事、战友等，同时出现了一种新型关系，即与陌生的“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要求构建起新的人际关系准则，这样人们才能在与他人交往中更加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人际问题。若人际关系准则不清晰，人们就容易无所适从。若相关“社会化”教育不够，也容易出现对人际冲突和摩擦应对不当的问题。

二是要对人际关系本身进行现代性改造。其实，被视为法理社会的西方国家也重视社会关系网。但是西方与我国在运用“关系”时存在差异：现代西方利用“关系网络”主要用来获取“信息”（information），比如国外很多大学都有举荐制度，即教授填表或写推荐信引介研究生就读或毕业后谋业，西方人认为这种举荐是在海量信息中提供一种可靠的信息，是在“帮我忙”；而中国人在运用这种关系时，主要不是在提供参考信息，而是施加“影响”（influence）和交换人情，是“要我帮忙”。现代社会需要关系网来提供信息和信任，但不需要通过人情来对别人施加影响，甚至徇私舞弊。所以，中国的人际关系需要从传统的人情世故转向现代性的关系网络。

三是要强调友爱、互助、诚信、宽容等美德。此前，谈到个体意识的约束。其实，爱就是一种牺牲和奉献。在血缘关系中，这种牺牲容易本能地得到激发。但当中国走向越来越复杂的现代社会时，要学会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对陌生人的爱，为陌生的“他人”牺牲自己，要爱自己、爱他人、爱社会、爱自然等。家长榜样、学校教育、精英垂范、社会公益事业等的发展都有助于培育和体现对社会的爱，通过爱来拉近人与人甚至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传递社会的温暖。此外，良好的人际关系还需要互助、诚信、宽容等美德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