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的新转向与中美关系（3）

关于中美关系，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在霸权政策的逻辑下，中国必然被迫接受华盛顿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观念。这代表“西方的”和“民主的”价值观，而中国被期望采取这些政治和经济的价值。根据这一逻辑，亚洲模式的选项必须被排除在外。

此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逻辑需要用西方所谓的“保护责任”所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来替代传统的国际法。中国被预期要接受国际法的根本性改变，以纳入有限国家主权的概念。

其次，在美国目前的政治局势中，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各方主导的派别都公开主张与中国对抗。这一点从美国的日常新闻节目中就可以看到。

第三，与中国对抗的围堵战略已经清晰地得以体现，比如美国在阿富汗的基地，在澳大利亚的新基地，对美国、印度及日本三国结盟的讨论，与东盟国家的密集活动，向台湾出售武器，新的海空军事原则以及在太平洋增加军事部署，等等。美国对伊朗的政策也可以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来观察。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与对俄罗斯的新对抗是齐头并进的。

第四，对于美国的“帝国派”而言，与中国的对抗也包括资源战争。世界已经看到美国对苏丹和伊朗的政策。反苏丹的政策有两个效果：首先，潜在地在碳氢化合物(石油)方面对中国进行施压；其次，包围和在战略上削弱埃及。这种积极的围堵政策旨在通过排除埃及在尼罗河盆地地区的影响遏制和削弱埃及，从而在战略上引发埃及的供水(即尼罗河)问题。

美国日益刺耳的反伊朗政策可能因为以色列的行动而引发一场战争。正如最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坦率地警告，美国并没有控制以色列。以色列是在华盛顿两个最有影响力的外国游说团之一。还有些人想要通过对伊朗的战争作为限制中国影响力以及获得中东资源的一种手段。

第五，美国针对中国的日益对抗性的言论，不仅仅是2012年选举期美式“国内政治”聒噪一时的现象。正如前文所述，它所反映的是“帝国派”受其追求全球霸权驱动下所推动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的转变。

五、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希望看到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能够一同努力转变目前的国际体系，使其适应于我们的时代以及我们的下一代。为此，大国之间应该相互合作和协同工作。例如：

(1)必须基于充分尊重所有会员国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原则，来振兴联合国机构。

(2)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已经腐朽，如果不是崩溃的话，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修改，包括固定的汇率制度、多种货币储备、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职能的分离、抑制外来危险的金融工具(如衍生工具)以及加强和保护国内资本市场的工具。

(3)主权国家必须规范金融市场，而不是任由金融市场主宰主权国家。国际金融投机资本主义已经使世界处于当前危险的金融和经济形势之下。这无疑是一次采取严肃和适当的政府间合作行动，以保护国家免于不稳定和遭受“赌场资本主义”的抢劫。

(4)发展必须着眼于生产性的经济，发展实体经济。例如，必须开展在国家和国际规模的大型长期基建项目建设。

六、结束语

正如前文所述，华盛顿霸权政策新阶段的核心在于亚太地区，指向遏制中国以及对抗的升级。白宫的政策、美国国会的情绪、国家的话语以及新闻媒体都反映出美国在进入2012年的选举周期的歇斯底里政治(the politics of hysteria)。大多数美国政治家和决策者仍需在国内和国际“实事求是”，从而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采取相应的行动。

另一方面，还有那些在美国，包括在政府内部及之外的反对上述政策的人。我们相信，美国必须采取参与建设一个公平的多极化世界的外交政策和国家战略。正如前文已经指出，这种观点虽然在精英政治层中只是少数派观点，但它是为广大的美国民众所支持的。

希望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能够出现一个和平的多极化世界，中国和美国能够与其他大国协同合作，不仅对亚太地区的问题，而且在其各自感兴趣的特定领域以外的全球问题上同样进行合作。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将会有，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说，一种“有益的力量平衡”，将会有涉及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双边和多边的互利合作。这样一个世界将充分反映合理和永恒的原则，比如中国在若干年前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在建设一个新的多极世界过程中，存在积极的中美关系，并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在我们的时代以及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