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

1972年9月，中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40年来，两国的友好合作硕果累累，成就斐然，特别是经济、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更是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然而在另一方面，与中日复交后的前20年相比，后20年两国政治层面上的磕磕绊绊，地缘安全领域的相互防范、牵制和反制，历史认识及领土、领海争议等横亘在两国间极易刺激民众神经的若干敏感问题，短期内看不出从根本上解决的希望，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和互信度，也已下滑到堪忧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长期稳定、良性互动的中日关系，中日双方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所谓“路漫漫其修远”。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相互交往已有超过两千年的悠久历史。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1]两千年的中日关系究竟是怎样走过来的，留给世人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天的中日关系处在什么历史位置，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本文拟从历史的长焦出发做一探讨。

一、古代中日关系的性质和特征

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埃及、印度、两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曾绽放出世界早期文明的四朵奇葩，而与其他三大文明的相继凋零相对照，能够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保持长盛不衰的文明之花，唯有汉族这只“不死鸟”所创造的源于黄河流域的东亚文明，日本、朝鲜及越南等则长期处于其“卫星文明”的位置。[2]

的确，黄河文明使中国率先跨入了世界古代文明之域，这一文明的扩展和辐射，成就了以中国为中心、近邻民族和国家为边缘的东亚文明和区域秩序。自不待言，这一“秩序”或曰“华夷体系”之所以成立的必要前提条件，是中国的绝对先进和强大。据此，中国历代皇朝统治者掌握了区域的领导权或主导权，并主要通过“王道”的教化来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而通过朝贡册封确立的宗藩关系不过是维系区域秩序稳定的外在形式。在这一体系下，古代东亚即便存在未受中国皇帝册封的政治上独立甚至与中国对抗的“国家”，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经济文化上对强势中国的依赖。

就古代的中日关系而言，截至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可以说文明视角下两国在东亚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始终未变，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一帆风顺，也不意味着日本在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对中国的依附状态一成不变。

中日间的“官方”交往始于公元前1世纪前后，据中国正史记载，汉武帝置朝鲜四郡后，倭人“以岁时来献见”。[3]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东汉光武帝“赐以印绶”。[4]238年，邪马台女王国使者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诏赐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5]两晋、南北朝时，倭人的朝贡愈加频繁，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的大和国建立后，先后执政的“倭五王”均遣使至中国朝贡，接受南朝皇帝册封。倭王珍、济、武的使者甚至带着拟好的册封文本胁迫中国皇帝承认其封号。“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倭国王”、“安东大将军”、“镇东大将军”、“征东大将军”等倭王得到的封赐表明，当时的日本业已脱离野蛮之境，开始在中国的东方迅速崛起并威压朝鲜。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隋朝以前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中国在东亚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这种强势不仅助长了历代皇朝统治者威仪天下的欲望，也产生了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向中国学习、靠拢的巨大引力。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无法形成规模，两国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层面，此期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中日垂直性宗属关系的性质未变，当时的日本是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并接受中国皇朝册封的东亚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对日本来说，这种关系的成立既是其脱夷亲华的客观需要，也是其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政权”一经中国皇朝认可便能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主观诉求；对中国来说，这种关系既满足了帝王的虚荣，也维持了周边的稳定。

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全方位交流臻于鼎盛，人员往来上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然而，忽视同一时期中日关系的另一侧面，不是历史学者应有的态度。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遣使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国书，内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6]隋炀帝“览之不悦”，并在复倭王的国书中刻意写明“皇帝问倭王”，以示尊卑高下。[7]但在小野妹子再次访隋所递交的国书中，只是稍许改变了措辞，以“东天皇敬白西皇帝”[8]之语，明白无误地表达了欲与中国对等交往的政治立场。唐建国后的630年，倭国派出首批遣唐使通好，唐太宗李世民遣新州刺史高表仁随倭使回访，结果又发生了高对倭国以对等之礼接待上国来使不满，以致不宣国书而返的“争礼事件”。这表明，在东亚地缘关系中，此时日本的政治立场已经改变，它要脱离传统的华夷册封体系，以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身份，与中国开展“对等的国交”[9]。到唐高宗在位时，中日两国的政治分歧演化为首次直接的军事对抗。当时，朝鲜半岛的百济国在日本支持下大举侵略唐朝藩属国新罗，唐朝在新罗国王的苦苦请求下出兵相救。663年，唐朝大军在朝鲜白江口与增援百济的倭国水军展开激战，“四战皆克，焚四百艘，海水为丹”[10]。是役后，唐朝以德报怨，对日采取绥抚政策，日本则从惨败的教训中重新认识了与中国的差距，摆正了自己在东亚秩序中的位置，进而潜下心来开始了向中国的全方位学习。白江口之战后，中日双方的政策应对和互动，化解了极为紧张的敌对状态，带来了两国间长达两个世纪“友好”交往的局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日本统治者不再接受中国皇帝册封，故在唐朝构建的庞大东亚华夷体系中，日本虽然尽情地沐浴着中华文明的恩泽，但在政治上却已是若即若离于这一体系的“不在编”成员。

唐亡后的五代十国、两宋、元时期的近四个世纪，中日民间经济文化往来继续发展，但政治关系一直处于“无邦交”状态。在元统治时期，中日政治层面更是处于水火不容的关系。

进入明代，中日关系大起大落。先是倭寇扰边让朱元璋寝食不安。再是1393年足利义满建立室町幕府后，作为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时隔九个世纪后，再次接受明惠帝“日本国王源道义”册封，开启中日官方勘合贸易并维持了一个半世纪之久。之后倭患再起，“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闾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11]。最后是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兵侵占朝鲜，并妄图一举征服中国，迫使明朝出动大军救援藩属国朝鲜，以致“自倭乱朝鲜七载，伤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12]。

17世纪初，日本社会进入德川幕府统治。不久，中国也改朝换代，变成了清朝统治的天下。此后直至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中日两国200多年无邦交。在幕府推行的锁国政策下，中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经贸往来层面，并且只允许中国商人来长崎港交易。就政治层面的关系而言，面对一个在日本看来已经“华夷变态”但又空前强盛的中国，日本的基本国策是敬而远之。

由此可见，截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古代中日两国关系无法用“友好”、“敌对”抑或其他定性词句一语概括，因为它经历了友好、合作、恬淡、竞争、敌对的不同局面，可谓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剪不断，理还乱”。这种关系留给世人的重要启示或许是，既然中日间原本就不存在两千年友好的神话，莫不如沉下心来，探讨不同局面下的中日关系与当时双方的国力状况及政策应对有何因果关系，以为今日之鉴。

二、近代中日两国的博弈

19世纪中叶，以鸦片战争和“佩里叩关”为标志，中日两国先后被欧美列强拖入近代。对此，李鸿章慨叹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因为，从世界史的角度讲，东亚再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传统的东亚体系或华夷秩序已被打开缺口，最后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列强插手东亚事务，中日关系中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来自区域外的各种因素。从东亚史的角度看，面对西力东渐，由于中日两国的思想意识及其政策应对存在明显差异，中国愈加贫弱，日本则由弱变强，日本发生明治维新后，中日实力对比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两国关系进入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真正意义的“拐点期”。

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日关系“拐点期”，经历了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运动洗劫的中国一度重整旗鼓，“洋务运动”有所起色，北洋舰队号称“东洋第一”，东亚第一大国的地位仍在维持。反观日本，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效仿西方，断然推行全方位的近代化改革，国力蒸蒸日上。“拐点期”是一个中日双方综合实力对比渐趋平衡的过渡期，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摩擦”增加、充满变数的关系重构期。然而，在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中[13]，日本的选择是“告别恶友”[14]、脱亚入欧，一面与列强周旋，一面与中国展开了东亚地区领导权的争夺。

1871年，日本使节软磨硬泡缠住李鸿章等清政府大员，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表面看，近代以来同样背负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中日两国首次签订内容“对等”的条约，双方均不失体面，但实际上日本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日本除了实现法理上与中国对等的夙愿外，还获得了与中国“对等地”介入地区事务的“根据”。具体说来，中日缔约后，由于日本成了清朝的“对等国”，中国在琉、朝问题上的对日交涉陷于被动，而一向认清朝为宗主的琉球和朝鲜，处境则变得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