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下中日关系的演进与现实思考（3）

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愈演愈烈，中苏关系剑拔弩张，由中国牵头的“第三世界”作为一股新的势力出现在国际政治舞台。1971年，联合国在美日等国的反对下，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面对这一现实，美国政府重新研判国际形势，并对其全球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为最大限度地孤立苏联，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突然访华，向世界传递了美中和好的明确信息。美国的政策转向，是日本急切寻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提。当然，中日恢复邦交，既有战后以来两国民间交流日积月累的基础，也离不开两国政治家审时度势的决断。

1972年9月，田中角荣首相排除“亲台派”的强烈干扰，毅然访华并签署《中日联合公报》，两国正式恢复邦交关系。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向前看的博大胸怀，宣布放弃战争赔款要求，为中日复交奠定了良好基础。1978年，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确认和提升。1992年，江泽民主席访日，天皇访华。可以认为，邦交恢复后的20年，尽管时而也会听到杂音，但“友好”是中日关系的主旋律。在此期间，日本通过日元贷款，对艰难起步的中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支持[23]，通过1991年8月海部俊树首相访华，率先打破了1989年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封锁”。[24]

可以认为，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中日关系犹如冰火两重天，而导致两种不同局面的主要原因，取决于冷战环境下中美日三国的战略需要。在当时的三国关系中，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美国的立场如何，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中美关系，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当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浩劫和中苏对抗升级的多事之秋，能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重构国际关系，与势不两立的美、日帝国主义“握手”，相逢一笑泯恩仇，同样需要高远的战略视野、宽阔的政治胸怀和非凡的气魄。日本之所以变被动为主动，在中日关系转换中发挥积极作用，主要是基于自身安全和长远经济利益的考虑，负疚感恩的情感也是客观存在的。[25]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说明，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虽然会构成国家间关系的重大障碍，但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国家间关系上，“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在解释冷战时期中日离合的原因时，丘吉尔的这句名言依然适用。

四、中日关系“拐点”的出现及其含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转向”，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体制失去了存在的根据，国际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以此为背景，中日关系的基调逐渐从“友好、合作”向“合作、竞争”方向转变，而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因素，又主要源于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及民众自他心理认知的变化。

首先是经济实力对比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变化。20年间，日本经济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虽然有所起色，也只能是在低增长中徘徊。从结果看，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4742亿美元，是1991年的1.6倍。相比之下，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态势，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加上人民币升值因素，2010年GDP首次超过日本，为59847亿美元，是1991年的15.9倍。中日GDP对比已由20年前的11∶100变成109∶100(参见表1)。中日双边贸易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逆转。据统计，1972年至1991年，日本的对华贸易依存率(对华进出口贸易额/对外进出口总额)始终低于5%，而中国的对日贸易依存率始终高于16%，这表明邦交恢复后的前20年，两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是一种非对称关系，即日方居于主动地位而中方受益度更高。但是2002年中日贸易的相互依存率首次持平为15.5%后一路逆转，至2010年日本对华贸易依存率为20%，中国对日贸易依存率为11%(参见表2)。这意味着中国在中日经贸关系中长期被动的地位已经改变，而日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很深。

其次是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及中国崛起加重了中日间的战略猜忌。日本学者国分良成在分析“1972年体制”的形成原因时指出：“中美两国与日本将苏联视为共同的对抗目标，实际上形成了战略性合作关系。后来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这成为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26]然而，随着冷战后苏联威胁的“消失”，“日美中关系保持稳定的最大理由”已经动摇，特别是当中国在经济和国防建设上取得惊人进步，在国际及地区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开始说“不”时，“中国威胁论”便有了一定的市场，“合作与防范”遂成为美日对华政策的新共识。前外相河野洋平早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便已坦陈：“随着中国地位的上升，日本在对华政策上将加强防范和限制的一面。中日关系已经进入合作与竞争、抑制、防范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时代。”[27]自不待言，对于美日不断强化对华“防范”措施，中国也必然要做出反应。从目前的状况看，中美日在安全层面上的互信与合作，不能说是令人放心的理想状态。中美日三国已经由昔日相对单纯的战略合作者，变成关系错综复杂的战略合作与竞争者。

再次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认知及情感的变化。在经济层面认知上，20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和政治大国，同时又是人均GDP不及日本1/80的穷国，因此在中国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中日复交后的一个时期里，负疚和感恩、同情和帮扶是日本民众不同程度持有的心理。然而，时过境迁，面对中国走向强盛及近年中国游客在日本疯狂购物现象的直接冲击，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后形成的几近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如今正被一种莫名的羡慕、嫉妒和无奈所缠绕。反观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民众心中的日本经济形象已不如前。在政治层面认知上，中国在显著提高了世界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信，日本却在“正常国家”及“入常”的诉求上收获挫败感，当这种反差与中日间围绕历史认识、领土和领海归属、安全保障等问题的争议纠结在一起时，便很容易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助推器，进而对两国民众的相互情感产生负面影响。据日本内阁府抽样调查，日本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比例于1980年达到最高点的78.6%，1991年降至51.1%。2012年6月，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实施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方受访者对日本“没有好感”的比例为64.5%，日方受访者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比例升至84.5%。(参见表3)这一现象说明，近20年来支撑中日合作关系的思想基础不是在加强，而是变得脆弱了。

冷战结束后中日两国经济、政治关系及民众心理层面的变化，说明两国关系正在进入历史新时期的“拐点”。[28]那么，何谓“拐点”，“拐点期”又具有哪些特殊含义呢？

就两国之间的关系而言，综合国力对比差距非常明显时，弱势一方的选择往往是回避对抗，甚至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宁可做出有限度的退让，也要维持两国关系的大局稳定。然而，当弱势国家的实力接近或赶上原来的强国并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时，便意味着两者的关系需要“重构”，也即进入“拐点”。

“拐点期”是变数增多的敏感期。就两国关系来说，随着双方物质层面上实力对比的接近，精神层面上的相互认知和情感、态度也必然会发生变化，结果往往是一方要固守原有的地位、利益和优越感，一方要提出与自身实力相符的新诉求，当双方的意愿和要求无法找到平衡点时，冲突就在所难免。

从历史上看，1895年甲午战争的结束是中日关系第一个大周期的终点和第二个大周期的起点。在第一个大周期里，隋以后的日本虽然在政治上摆脱了对中国的依附(尽管曾在明代再度受封)，甚至两度向中国发起挑战，但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中国在东亚的领导地位，其自身亦无法摆脱来自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影响。换个角度说，古代东亚特别是东北亚之所以出现相对意义上长期稳定的秩序，软硬实力兼具压倒优势的中国因素是基本依据，当这种优势真正遇到近代日本的挑战时，那就不只意味着中日关系进入“拐点”，而且意味着东亚秩序也进入了“重组”的“拐点”。结果，日本以甲午战争军事对决的极端方式打败清朝，掌握了东亚地区的主导权，结束了“拐点期”。

中日关系的第二个大周期是以日强中弱为前提展开的，不幸的是这一前提竟成了近代日本恃强凌弱的依据，中国的步步退让，换来的是日本扩张野心从“蚕吃桑”到“蛇吞象”的恶性膨胀，中华民族被逼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二战以后，日本再度崛起并创造经济奇迹，中国则在近30年里奋起直追，急剧地缩小了中日间的差距，近代以来两国的“强弱”关系首次呈现出“强强”相向的局面，这意味着第二个大周期的“拐点”已经到来。今后，拥有日本10倍人口和25倍国土的中国越发走向强盛，应该说不是外力所能阻止的。历史不会重演，但可能惊人地相似。在至为敏感的“拐点期”，中日两国应“风物长宜放眼量”，从历史中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