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 中国不是一般的民族,盘古以来就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是有着天下主义胸怀、对世界精神有担当的民族。轴心文明的核心国家,都有这样义不容辞的世界历史使命。
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帝国,中国到了19世纪之后,被全球化的资本-权力体系边缘化,开始了民族国家化的历程。然而,作为一个有着庞大人口、国土、资源和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在其文明内部一直有着再造帝国的原始冲动。这头被拿破仑称为“东方沉睡的狮子”,要么不醒来,一旦苏醒,就不会甘于仅仅作为一个边缘性的民族国家存在,她一定会走向世界的中心,天生就是一个帝国的命。在冷战时期,毛泽东试图在美苏之间,建立一个领导第三世界的红色帝国。帝国的真正梦想是在邓小平决定打开国门、加入全球世界体系之后开始实现的,中国逐步从世界资本与权力体系的边陲走向半边陲,随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入了世界体系的中心。相隔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在国际社会不再作为受屈辱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个世界帝国被尊重和对待。
世界帝国之间的争霸,不仅是实力的高下,更取决于文明的制度和话语的较量。至今为止,全球的文明话语权依然在西方手里,西方也继续显示出政治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崛起的中国无论在文明话语的塑造、还是制度的合法性建构,依然处于过渡的、不稳定状态。中国步入了全球的经济中心,但尚未成为国际事务的政治中心。30年毛泽东的闭关锁国和30年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使得中国对全球事务依然陌生,对国际法则和普世价值相当隔膜。在文明的意义上,中国并没有准备好担当一个世界性帝国的角色。一个拥有世界第二实力的大国,陷入了文明的迷茫之中。
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用民族国家伪装的文明国家,按照中国的本性来说,这话不错。然而伪装得时间长了,假作真来真亦假,今日的中国真的忘记了自己的文明本性。文明国家考虑的是天下,而民族国家想的只是主权;文明国家追求的是普世之理,而民族国家在意的只是一己之势。自晚清之后,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势力打怕了,越来越重视势,而不在乎理,以理代势、势就是理,在中国似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基辛格在与中国领导人接触和会谈中,留下一个强烈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国家利益压倒其他所有的原则,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是由国际利益和国家目标决定的,再无其他。 今天的中国从上到下,从政府到媒体、知识界,所熟悉和操作的都是民族国家的话语,从主权政治和地缘政治角度观察世界,为中国定位,唯独陌生的是超越国家利益的普世文明。我们不再懂得用世界通行的文明话语为自己辩护,不再懂得对国家利益的最好守护,乃是站在文明的制高点上。美国之所以持续强大,不仅在于军事、金融的统治力,更重要的是掌控了文明的话语权。难怪北京一位学者如此感叹:毛泽东解决了中国的挨打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但至今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挨骂。为什么挨骂?因为普世文明的话语权不在中国一边。
中国作为富强的崛起,其潜力已经基本穷尽,要进一步发展,成为改变天下的世界民族,下一步则是文明的崛起。过去拿破仑有一句话,中国是一头东方沉睡的狮子,最好不要唤醒它。这是拿破仑作为伟大战略家的深思熟虑,中国这个帝国一旦苏醒就不得了,一定会震撼整个世界,改变世界历史。但这一切仅仅是“应当”,要将“应当”转变为“可能”乃至“现实”,首先要改变的是中国自己。如何从民族国家的思维回到文明大国的天下主义思维,如何将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内化到为人类贡献的世界民族当中,如何从全球的世界工厂走向明的思想工厂?----这些问题都值得今天的中国人重新思考。
今日的世界精神,就是各轴心文明和民族国家所公认的普世价值和主流文明。对于至今还迷茫于“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中国来说,在“外在成就”辉煌、综合国力崛起的今天,在内在的文明建构上,究竟是要当主流文明的追随者还是反抗者,抑或发展者?
如果中国仅仅扮演主流文明追随者角色的话,即使学得再惟妙惟肖,即使从一个只知富强、不懂文明的偏科生进步为德艺双馨的模范生,那也不算是中国文明的复兴,而只是西方文明的胜利。世界精神的中心依然在大西洋,依然是一个一神教的无趣世界,或者用科耶夫的话说,是一个“普遍同质国家”的世界。世界精神即使回到东方,但东方不但对它毫无贡献,而且以牺牲自己的文明作为代价成全了历史的终结,窒息了世界精神向更高阶段的提升。
那么,充当主流文明的反抗者行不行?这几年一些“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鼓吹者试图将主流文明简单混同于西方模式,视之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邪路,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近代以来中国反抗西方、探索强国之路的“伟大意义”,似乎中国将为天下开辟的,将是一条与之前的世界精神完全迥异的现代化道路。时殷弘曾经做过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研究,他借助乔治·莫德尔斯基的世界政治大循环理论,发现近五百年来,所有对世界领导者的挑战无一不落入失败者的行列,替代老霸主成就新一代霸业的国家,都是先前世界领导者的合作伙伴。比如17世纪取代葡萄牙、西班牙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 国与国之间的世界争霸战,较量的虽然是实力,但背后是对世界精神的争夺,是对普世文明的态度:凡欲挑战主流文明的,最终难免失败,比如曾经是那样地野心勃勃试图的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下半叶的苏联。而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都曾经是当年世界霸主的同盟与伙伴,他们尊重主流的普世文明,又在自身的文化传统上有所发展,最后代替老霸主,成为世界精神的领导民族。
对世界主流文明,追随是没有出息的,反抗终将头破血流,唯有在顺应主流文明的基点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才是中国文明崛起的正道。黑格尔说:“个别的民族精神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民族精神的融会贯通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才能完成自己,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民族原则之间存在着一个前进、发展的连续的关系。世界历史哲学的哲学就是要在这种运动发掘其内在连续性”。 一个伟大的世界民族,不是固守自家文明传统的民族,而是将民族复兴的大业融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能够将全球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国文明的自身主体性;一方面将普世文明转化为中国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中国的特殊性提升为普世文明的一部分,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民族,中国文明对全人类才有伟大的贡献。
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即将降临,它将改变过去几个世纪的大西洋文明的一神教历史,开始太平洋文明的多神教历史,而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精神,将存在于被现代文明所内化了的各大轴心文明的共享之中。过去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生存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边缘,到了21世纪,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央,那是各大世界民族展现普遍精神的舞台。中国的返场,东方睡狮的苏醒,将重新定义并改变世界历史本身,那就是一个“后轴心文明”时代的降临。
中国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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