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中国如何以文明大国出现于世界？（3）

假如真的有“中国时刻”出现的话，它将终结的不是西方文明，而是黑格尔式的一元论世界历史本身。“中国时刻”在世界历史中的出现，首先改变的将是世界历史的存在方式。世界精神依然存在，但它不再以某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展现自己，而是以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和超越轴心文明的普世价值出现，那也是一种文明，一种普世的现代性文明。这一文明可以与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相结合，从而呈现出世界精神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世界精神既不终结于西方，也不是以轮回或循环的方式重返东方，而是在多种轴心文明和多级世界帝国的平行共处之中。

于是，一个新的世界历史即将展开，将从一元性文明的线性进化转型为多元文明的空间并存。21世纪的世界，在各大帝国的力量和文明的均势之下，将重新回到一个多元的轴心文明时代，即所谓“后轴心文明”时代。在这个“后轴心文明”时代里面，世界历史既不是以西方为中心，也不会以中国为中心，而将从一元的世界精神走向多元的文明和谐，从时间性的世界历史走向空间性的比较文明。

以往两个世纪的世界之核心，乃是大西洋共同体。大西洋的两岸，无论是西欧还是北美，都是上帝子民的基督教世界，大西洋的秩序乃是一神教文明的秩序。而正在形成的太平洋共同体和欧亚大陆共同体，并存着不同的轴心文明。欧洲衰落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财富和权力从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中美国（Chimerica）的出现，正是这一太平洋共同体的符号象征。正在崛起的太平洋共同体，乃是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既不是东凤压倒西风，也非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一种对流风，甚至八面来风，是各种不同的轴心文明共享这个世界的多神教的后轴心文明时代。

一神教的文明与多神教的文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相信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上帝，其他的神皆是魔鬼的化身，因而上帝的意志是唯一的、绝对的意志，世界历史的本质乃是上帝与魔鬼、正义与邪恶斗争的过程。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上帝的绝对意志经过人文的洗礼，世俗化为普世的绝对价值，而这一普世的绝对价值在黑格尔那里被演绎为统一的世界精神。然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世界的绝对精神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的客观形态，世界精神之实现，最后总是落实在具体的国家，那些自以为担当了世界使命、能够拯救全人类的超级帝国。但至今为止的帝国秩序，都是不平等的等级贸易、等级金融和等级权力的世界秩序，19世纪英帝国主宰下的世界如此，20世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亦是如此。

何种中国时刻？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应该是改变这种一神教世界历史的时刻，让整个世界不再在不平等的金融、贸易和权力等级秩序之下继续生存，而在多神教的文明之中寻求平等的合作与共处。如果说，一神教相信的是神正论之下的普遍一元秩序的话，那么多神教追求的是各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多元和谐。中国儒家文明中的和谐观念，将为世界的多神教新秩序之建立，提供重要的东方智慧。在传统的中国文明的天下观之中，不是只有一种宗教、一个神灵，而是儒道佛三教合一，是一个众神狂欢、生机勃勃的和谐世界。孔夫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意味着一个君子所生活的世界，乃是一个可以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神灵所组成的大家族，既承认不同宗教之间的差异性，但又寻求不同宗教之间的和谐之道，即在共享的那些价值基础之上，相互融合，互补短长，构成一个有机的众神共同体。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一样，都没有一神的宗教，在远古的历史当中充满着神话的传说。神话世界是一个众神和谐的世界，从神话中转化出来的哲学，也是一个充满了和谐精神的智慧。

以中国的天下智慧，来重新构建未来世界的多元文明秩序，将是一个可欲的方向。李零指出：“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我们中国，正好相反，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 历史上的欧洲，是一个宗教，多个国家，而历史上的中国，则是一个国家，多种宗教。基督教的一神教传统，使得西方人有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全球的热情，却缺乏如何尊重异教的神祇、与别的文明和平共处的经验。而历史上的中国文明，虽然以儒家为核心，但从来不是儒家独纲，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心灵秩序上是儒道佛三教并存，政治秩序则是霸王道杂之。无论是处理人的精神信仰，还是建构政治共同体，中国文明有自己的“多元一体”的历史经验。以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为例，它虽然由满清少数民族统治，却是一个政治相当成熟的庞大帝国。帝国内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既包括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民族，也包括西部高原的藏民族和西北、北方大草原中的游牧民族和东北森林的满族，宗教形态也相当多元，儒道佛回并存。清帝国以“多元一体”的方式成功地将这些不同的民族、宗教和地域整合进来，作为大一统象征的帝国王权，在汉民族这里被称为皇帝，在游牧民族那里被奉为草原各部落的共主大可汗，而在藏族那里又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朝统治者在汉族区域以儒教治国，在蒙藏民族那里尊奉喇嘛教。这一多神论的双重政教体系使得清帝国维持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若非更高级、更强大的西方文明入侵，可以想象清帝国将会有更长的寿命。

中国文明的这些历史性经验刚好可以为逐渐降临的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秩序提供借鉴。所谓“中国时刻”的出现，不是仅仅参与现存世界秩序，而一定是以中国的智慧重新定义世界历史，改变世界秩序的时刻。今天的世界已经形成多元文明的格局，亨廷顿因此认为未来的世界战争将以文明冲突为轴心。问题在于如何在多元文明之中形成一体的秩序？这个一体以一种什么样的建制得以实现？不同的文明之间不可通约，需要有多神教的智慧，相互和谐。

而和谐的基础，乃是在各种文明之上，有近代启蒙的普世文明和普遍人权。普世文明超越于各轴心文明之上，既是对轴心文明、也是对国家理性的制约。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在价值观上已经逐渐接近，公认联合国各种宣言、决议所确定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平正义等为普世的文明价值观----尽管不同的国家对其的理解和何为优先性上理解不同----但至今为止，世界的普遍秩序依然在理念形态，而缺乏超越国家主权的约束性建制。康德所追求的“世界永久和平”如何实现？全球的文明价值如何落实为一套有效治理世界不同主权利益冲突的机制？二战之后建立的联合国以及安理会是一套成熟的机制，但功能有限，哈贝马斯设想过全球的公共领域、《帝国》的作者哈特、奈格里想象的全球的“杂众”共同体等等，至今为止都是乌托邦，还没有落实为现实的建制。因为全球治理秩序的缺位，美国因此得以常常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随着未来多元文明的格局来临，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是怎样建立一个超国家的有效的国际机制，以维护“多元一体”的和平秩序。

世界核心秩序从大西洋的一神教文明到太平洋多神教文明的转换，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向，尚未成为完全的现实。欧洲和北美经过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惨痛教训，扩张性的国家主义得到了抑制，整个西欧和北美在现代文明价值和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得以整合，而冷战结束之后，整个欧洲又基本实现了一体化，一神教的大西洋文明实现了长久的稳定秩序。相形之下，东太平洋地区至今为止依然不太平，潜伏着局部战争的威胁。布热津斯基将21世纪的新亚洲视为20世纪上半叶的老欧洲，他说：“世界的权力正在从西方向东方转移。新亚洲在21世纪会像老欧洲在20世纪那样热衷于国家之间的争斗，最终成为自我毁灭的受害者吗？” 布热津斯基的担忧不是没有理由的。东亚和南亚各国在经济上崛起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遍将国家利益视为最高原则，多国之间领土纠纷、海洋资源和水资源的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而言，东太平洋地区的各种文明像欧亚大陆的结合部中东地区一样复杂：东亚的儒家文明、混合形态的日本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文明，印尼、马来亚的伊斯兰教文明、韩国的基督教文明、菲律宾的天主教文明……各种轴心文明在东亚和南亚地区业已内在化，它们与国家利益相纠缠，同样潜伏着文明冲突的危险。

三，中国作为世界民族的天下使命

当整个世界都在期待“中国时刻”到来的时候，中国准备好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讨论所谓的中国时刻，究竟意味着什么。关于中国时刻的出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的那一刻，还有一种是中国文明的崛起，重新定义世界历史的时刻。

如前所述，至今为止的世界历史，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中国早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就被迫加入全球化，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在差不多一个半世纪当中，中国始终在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之边缘，而在毛泽东时代，甚至一度在世界历史之外。自邓小平时代之后中国重新进入世界历史，经济高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从边缘走向中心，在综合国力上赶超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并在不远的将来压倒美国，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然而，即使这一刻到来，也并不意味着中国时刻的出现。因为世界秩序并没有随中国的崛起而改变，而反过来倒是中国被世界秩序所改变。中国为了加入世界，自己也便成了欧洲的一部分，到了今天，甚至比欧洲更欧洲，今天的中国人，比今天的欧洲人更像19世纪的欧洲人：野心勃勃、勤劳节制、充满着贪婪和欲望，相信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而与重义轻利、懒散中庸的传统中国人大异其趣。简单地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只是富强的崛起，还不是文明的崛起。就像当年的日本一样，中国成为模仿西方文明的模范生，而且还是一个偏科的模范生。

早在晚清的时候，无论是严复，还是梁启超，都发现欧洲的崛起有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所谓富强，指的是近代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与工具理性化，以及由此发展出来一套理性化秩序与制度设置，以及永不满足、无限追求的浮士德精神。而所谓文明，乃是指一套启蒙价值观以此相适应的制度化建制，即严复所说的“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富强是中性的、去价值的，从世界实践来看，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嫁接，产生不同的现代性制度类型。而文明则有着确定的价值内涵：自由、平等、民主，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现代的法治、责任制政府等等。

在富强方面，中国不仅学得惟妙惟肖，而且在有些地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欧洲还欧洲。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尚的竞争法则，如今在中国已经到了上面“赢者通吃”、下面“末位淘汰”的登峰造极地步；为了当下的成就和享受，不惜破坏生态环境，对老祖宗留下的地下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提前预支子孙后代几代人的红利。然而，在富强崛起的同时，中国却面临着文明价值失落和制度改革空缺的巨大危机。传统的中国文明已经解体，毛时代遗留的意识形态也陷入虚空，而普世的启蒙价值尚未成为主流。与此同时，现代的法治、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和广泛的民主参与----这些政治秩序的基本建设，依然有待于清扫地基。

今天的中国，是否会重蹈13-14世纪蒙元帝国的覆辙？当年的蒙古铁骑不仅征服大江南北，而且横扫中亚东欧，成为跨越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然而，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征服者独有武功，唯缺文明。没有精神魅力和先进制度所支撑的帝国是支撑不了多久的，不到一百年，曾经不可一世的蒙元帝国便分崩离析，走向灭亡。古代的世界由军事力决胜负，今天的世界则是经济力定乾坤。今天中国这个新帝国的崛起，所凭借的也是横扫世界的中国产品和中国投资。各大洲都可以看到中国商人的活跃身影，涌入众多国家的中国热钱。然而，中国商人给世界带来的只是金钱和商品，却没有像当年的西方列强那样，还有更厉害的软实力----文明的价值观和先进的制度。实力所能征服的只是国家，唯有文明方能俘获人心。一种缺乏文明导向的实力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只是恐惧、不安和误解，而不是世界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