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
资源分配不公将致农民工世袭化
今年3月11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发言说，当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已经形成社会阶层的固定化、凝固化，形成职业的世袭化，导致农民工的后代成了农民工。
“农民的孩子外出当农民工，他的孙子也只好当农民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扭转。”厉以宁分析，当前农村教育资源配置不足，以致学校设备差、师资力量差、学生很难继续深造，从而只能从事简单体力劳动。农民工要实现自身提升，必须依靠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而社会垂直流动渠道通常是同个人的学历高低、个人能力高低等相联系，农村青年人受教育程度差，又缺少专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因此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实际上是对他们关闭的，导致他们自身遭遇就业、收入的不平等，他们的下一代仍然不平等。
厉以宁建议，当务之急是提高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例，使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走向均衡，使农村教育经费不断增长，改善农村学校设施，提高农村教师的水平，使农村学生能受到较好的教育。此外，多办职业技术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使农村学生拥有较好谋职能力，能循着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去寻找更多机会，鼓励外出农民自行创业。除给农民以专门技术培训外，应当予以金融上的支持。
“干部子女生源比例增加”的情况为何会出现
近年来，围绕农家子弟是不是上名校难、精英教育是不是被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垄断的话题，备受社会关注。这次围绕北大生源有多少来自干部家庭的争论，以及引起的社会反响，折射出人们对上大学机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度不减…【更多】
北大“干部”子弟比例攀升是真的
重点不在权力干扰高考，而是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
本次关于“干部子弟上北大”的争论，起源于权威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在本年第一期刊出的一篇报告《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有媒体对报告的数据和结论解读为“近年考上北大的干部子弟比例不断攀升，远超平民阶层”。综合通篇报告来看，其实这个解读并无太大问题。该报告的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之所以多次称媒体报道是断章取义，主要是因为媒体没有说清楚“干部”的含义。按报告里的说法，在研究者统计数据做编码时，把有职务和身份的人都编成了干部，而从干部内部构成情况来看，其实大量的干部是企业干部。因此，梁晨特意澄清“不能简单认为干部子弟所占比例的增长就表明了行政权力干扰了高考招生”。
梁晨的这番澄清有助于廓清一些误解，不过，人们对北大“干部子弟比例上升”的关注并不全然集中在怀疑“权力干扰高考招生”，有很多网友已经敏锐地看出，这实际上反映了教育资源向部分优势群体集中的事实。即便“干部”包括企业干部，也不妨碍他们是社会的精英人群。按报告中的说法，这些“社会精英”人数只占全社会的1.7%，却有接近40%的北大学生家长隶属于这个群体。
这份报告并不是孤证，在杨东平、刘云杉、晋军等人的研究中，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且有些还使用了更新的数据，表明教育资源向优势群体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与之相伴的就是“寒门难出贵子”
“干部子弟上北大比例日渐增多”的同时，“寒门难出贵子”——农村人在名牌大学比例越来越低的现象也正在发生。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刘云杉统计1978-2005年近30年间北大学生的家庭出身发现，1978-1998年，来自农村的北大学子比例约占三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下滑，2000年至今，考上北大的农村子弟只占一成左右。并且，农村子弟比例下滑的速度远大于全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换言之，农村人口的减少，并非名校农家子弟比例下滑的主要原因。
从“县一中现象”到“超级中学现象”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梁晨还澄清了关于《无声的革命》的另外一个误解，他称《无声的革命》本意是赞扬新中国以来的基础教育的，从整体上看，中国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受教育及社会流动的机会，原因就在于“国内中学广泛的住校制度与强化训练”。
梁晨所说的，其实就是“县一中现象”。所谓“县一中现象”，是指在我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为了提高本地考生的竞争力，采取的方式是打造当地最好的小学、初中、高中，把最好的资源都集中到这些重点学校，目的就是为了考上大学。对于原先教育基础薄弱的工农子弟，这种方式确实有利于他们“一飞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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