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印度威胁论”（4）

因此我们看见，在印度，即使是在殖民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基督教传教士的情况下，都收效甚微——英国统治200多年后离开时，只有不到3%的印度人信仰基督教!印度社会主体的“分守”让英国人历经波折，并最终认识到将自己的宗教偏见强加于印度人，结果只会适得其反。

印度今天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社会“分守”的宗教因素，如何保持开放、宽容和健康发展。20世纪80年代后，印度教派冲突一直呈上升趋势，从统计数据看，规模越来越大，死亡人数越来越多，波及面越来越广，其中最突出的是1984年、1992年和2002年的三次大冲突。16宗教冲突的问题有效地掩盖了政治社会问题的实质，并且将人们的注意力移向错误的关注方向，忽视了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问题，而高文盲率、妇女地位低下、贫困、童工等问题，使印度社会付出了难以承受的经济代价，也必将使印度付出沉重的道德代价。

建设一个有中印文化特色的新世界

中印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并延续至今的文明，这是应当自豪的。与欧美相比，中印两国在综合国力对比上将长期处于相对弱势，从“好莱坞大片”到“肯德基”、“麦当劳”和“可口可乐”充斥中印市场，断难否定在“文化产品”项目上，中印两国均处于“逆差”状态，中印文化的优势在短期内也很难得到充分地张扬。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原本是连接人与人的情感纽带的宗教，现今成为族群区隔的一个标志，甚至是塞缪尔·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的一大根源。但是从总体上观察和比较中印宗教文化，虽然“宗教”与非宗教的边界在印度和中国比较模糊，但不可否定的是，“宗教”和信仰在这两个文明中是丰富多彩的，两个文明展现出的指导思想，总体而言是整体论、相对论和宽容论的。因此，在宗教文化的塑造方面，中国走出了一条“多元通和”17的道路，印度则走出了一条“多元宽容”的道路。18

当今世界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以目前这种政治局面来维系和平，那么未来的世界不仅可能会出现更大的军事冲突，在经济上也只能出现强者愈强、贫者愈贫的局面。这肯定不是人类追求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困境中，世界再次将目光投向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试图从中国的“和谐社会”和“世界大同”，印度的“整体主义”(holism)和“非暴力主义”中寻求答案。

中国和印度是拥有与“圣战”思维完全不同的文明传统，可能是破解由中世纪“圣战”思维模式所布下的世界迷局的希望。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方面，儒家提倡相互尊重，强不凌弱，建立一个以德服人的道德的国际秩序，打破国际关系中“落后就要挨打”的规律。印度文化历来主张对人性欲望进行适度地克制，仁慈友爱，远远脱离恶的人性。印度文化与充满了野心、欲望、贪婪和嗜杀好斗性的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以力量(甚至暴力)为标志的“丛林法则”在近代使中印两国深受殖民∕半殖民之苦，但我们都深信，那种充满竞争性、企图以力量主宰天下的文明早晚是要被人类抛弃的。今天的世界不能避免竞争，但我们需要选择一条崇尚竞争又符合人性的中间道路，一种中庸的、不走极端的文化。中印文化正是这样一种中间类型的文化。

在决定人类未来的发展模式上，中印文化也应当有独到的贡献。圣雄甘地说过，地球有能力养育我们，但养活不了我们的贪婪!儒家文化的“己欲立而立人”就是当今世界的双赢精神和共同发展的精神。中国和印度希望的是世界共同走向富裕，而不是成为世界霸权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都必须抛弃“以化石燃料为基础、小汽车为中心、一次性产品泛滥”的西方经济发展模式，19探索一个从低产值走向高产值，从农业、制造业走向创新科技的新模式，让中印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环境”的文化在其中扮演积极的、引导性的力量。

印度著名历史学家拉姆钱德拉·古哈(Ramchandra Guha)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印度人的主观愿望是，印度根本不应该企图成为一个超级大国。20印度博大精深的哲学和宗教文化，培养了从容、大度、乐观和自信的精神气质，为世界提供了多元宽容的榜样。中国“以生活为导向的文化”(Life-oriented Culture)具有关爱生命、关心现实、关注人间的特点，可以对日益“世俗化”、“入世化”的世界提供不少借鉴，甚至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一个有中印文化特色的新世界，应当也必然是未来世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