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沟通：一个不断求解的大课题（2）

社会信任度下滑与社会沟通失效不无关系

主持人：当前我国社会沟通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青连斌：当前我国社会沟通，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一是缺乏应有的沟通平台，沟通渠道不顺畅。当前社会正处于社会矛盾多发期，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必须健全顺畅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或机制，为各利益主体提供充分的表达利益诉求的制度性平台。当前尤其要着力解决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事项，原土地、房屋所有者或使用者同政府相关部门、开发商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有效、顺畅沟通问题。

二是政府部门与社会大众沟通中，群众对政府不信任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抵触。因为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程度有所下降，在某些情境下，只要是政府倡导的、政府发布的信息、政府作出的规划或事项，部分群众总是怀疑，不相信。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干群矛盾，许多都是源自于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解决的办法，当然不是指责群众，压服群众相信政府，而是加强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建设诚信政府。

三是社会成员的沟通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相互提防、互不信任的问题。当前，假冒伪劣、坑蒙拐骗问题确实多发，谣言、谎言无处不在，社会诚信问题成了社会大众相当关注的现象，这给社会沟通带来巨大的阴影和破坏。社会成员因为缺乏应有的沟通，或沟通的信息出现失真，从而造成相互之间的隔阂和误解。解决的办法，当然主要是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建设一个诚信社会。

怎样衡量社会沟通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

主持人：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增多，从矛盾比较集中的群体性事件中，能否具体观察到社会沟通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

李文星：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也要看到，几乎每一起群体性事件都反映出当公众利益受损时，缺乏及时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政府与社会沟通不足。因此，社会冲突事件不断涌现可以看作是社会沟通机制运行不畅的一扇窗口。

可以从这几方面观察：其一，沟通主体的互动性不强。首先，信息在由发出者到接受者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行政层级进行，这便产生了沟通时效性差的问题。其次，各层决策者尤其是中高层决策者, 限于时间精力以及其它原因，很难与公众零距离沟通。最后，一些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以其公共部门的权威, 通常喜欢通过通知、命令等形式将有关的政策、精神强行传输给公众。不注意收集反馈结果,或该报不报,或报喜不报忧。对公众向政府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要求也往往推迟或根本不回应。

其二，信息系统高度行政化、部分形式化。部分负责行政调研的咨询机构，如政研室、调研室等缺乏相对独立性，容易受领导意志和领导意图所左右，很难发挥其客观反映实情的功能；对大众传媒，由于较多强调其单向宣传功能，难以充分发挥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有效平台的效用；地方信访部门尤其是一些基层信访部门，经常难以高效、及时地处理好公众反映的问题，沟通作用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流于形式化。

其三，信息传播过程中异化现象较为严重。一方面，由于传播者的认识偏差、个人偏好、自身的利益趋向以及沟通通道的障碍，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被歪曲，信息失真；另一方面，由单通道信息体制下信息传输渠道的负荷能力的有限性导致信息损失的现象也比较常见。

好的政治沟通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

主持人：您认为怎样的社会沟通才能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或者说，社会沟通不畅通这一问题在当下的症结是什么？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从理论上讲，社会沟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经济沟通、文化沟通、政治沟通等。对目前的中国社会而言，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各种社会问题对政治的诉求日趋紧迫和激烈，所以，社会沟通问题已然聚结在政治沟通上。可以肯定的是，畅达互动的政治沟通，有利于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甚至消除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好的政治沟通的实现有赖于三个条件：第一，政治运行机制在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对政治沟通提出了要求；第二，政治运行机制可以实现政治沟通；第三，政治决策层乃至整个社会在认识上高度重视政治沟通。

以我个人的观点，这三种情况我们尚有相当的距离，尤其是第三点。现在，整个社会从思想底层或认识深处，还缺乏对政治沟通的正确认识和高度重视。在很多人看来，政治沟通或者政治传播是为西方特有的政治竞选服务的，认为中国政治运行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信息流动体制，因而，从整体上不需要借鉴国外的政治沟通和政治传播。这种认识首先从思想上拒绝了政治沟通，必然在实践中会阻碍中国社会政治沟通的改变和改善。

良性的政治沟通是社会沟通的动力系统

主持人：您认为改善政治沟通对目前中国社会十分重要。良性的政治沟通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荆学民：根据传播与沟通理论的学理解释，政治信息的流通渠道可以归纳为三种：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和依赖于大众传媒的大众传播。我国目前主要依赖于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机制来实现政治沟通。过度依赖于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可能会凸显其弊端：第一，由于组织部门的条块分割化、职务岗位本位化、科层结构官僚化等结构性特点，致使政治组织传播，纵向传播多于横向传播；下行传播多于上行传播；组织内传播多于组织间传播。可以说，这种“格局状貌”是畸形的，信息在其中不对称而且在实际传递过程中容易损耗、失真、变形；第二，人际传播，由于政治信仰、政治素养、政治品性、消极腐败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容易陷入“报喜不报忧”的政治传播偏好。传播内容容易“同质化”。所谓传播选择“谗言化”；传播链条“关系化”；传播范围“圈子化”；传播效果“感情化”，也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第三，“公众社会舆论”不容易进入社会政治沟通的动力系统。依赖于组织与人际传播的政治沟通动力不足，无力带动良性政治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