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群众路线（2）

第一，毛泽东强调，群众观点是群众工作的思想基础。在少数英雄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始终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历来反对所谓的“恩赐” 观点，主张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同时，毛泽东也反对群众问题上的“自发” 观点，主张要用正确的思想教育群众。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始终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对党负责与对人民群众负责相一致，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作为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观点。党的群众工作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群众工作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的应用和展开。

第二，毛泽东强调，群众立场是群众工作的政治基础。在领导革命的漫长实践中，在怎么样对待农民运动、怎么样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上，毛泽东都始终坚持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工作理论，是立足于人民群众的理论，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理论，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判断是非标准的理论。

第三，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是群众工作的工作路线。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的群众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 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要让党的政策为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是一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艺术。因此在贯彻这一根本工作路线的时候，毛泽东还大力提倡调查研究、蹲点、抓典型、抓两头带中间、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总结经验等群众工作的方法。这样，就使得群众工作成为既有理论又有可操作的程序和方法的科学理论。

第四，毛泽东强调，群众利益是群众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坚持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归根到底，就是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这就要求我们，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都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要使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就要求我们，经过艰苦奋斗以后，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实惠。

第五，毛泽东强调，教育引导群众也是关心和保护群众。由于群众是由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种各样的人组成的，在坚持群众观点、实行群众路线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对群众的教育和引导。比如，我们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同时我们又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一些涉及各方面利益的重大政策问题上，更要对各方面的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只有这样把相信群众与教育群众、依靠群众与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护群众。这是我们党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大多数的国度里，能够团结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民群众、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

我们注意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形成党的群众工作理论时，不仅阐述了群众工作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要求，而且指出了在群众工作问题上的种种必须注意和克服的错误观点、错误做法。

一是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两种在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同群众观点根本对立的“主义”。在1934年1月27日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毛泽东指出： “不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方法，不抛弃命令主义的工作方法而采取耐心说服的工作方法，那么，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 他分析说，官僚主义表现为对群众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命令主义表现为用强迫命令的办法去执行苏维埃工作，表面上“不怠工”，结果是群众反感，使政府失去信用。命令主义实际上是官僚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在群众工作中经常出现，影响很坏。1946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纠正群众工作中错误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命令主义，表面上是在积极发动群众，实际上是用少数人包办及强迫群众服从的办法，代替群众自觉的与有组织的斗争，即用非群众路线代替群众路线”。但是，这种作风十分顽固，在全国解放后依然存在。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张旗鼓地开展的“三反” 运动，就包括了反对官僚主义的任务。1953年1月5日，党中央还向各地转发了山东报中央的《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意见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通知中说：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 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的国家，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像毛泽东提醒的那样，十分警惕并坚持不懈地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

二是要反对尾巴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党的群众工作中，与命令主义相对应的另一种错误是尾巴主义。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有两种尾巴主义，一种是在对革命形势的估量和战略制定上，同“左” 倾冒险主义的“急性病” 相对应的右倾“慢性病” 的尾巴主义，指的是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尾巴主义；另一种是在群众工作中，同强迫群众的命令主义相对应的迁就群众的尾巴主义。这两种尾巴主义，共同的特点是放弃了或否定了党对群众的领导。毛泽东在194８年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 倾错误时，明确地说过： “在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命令主义、又反对尾巴主义的宣传，有些地区是注意了；但在许多地区却错误地强调所谓‘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群众中的错误意见。甚至对于并非群众的、而只是少数人的错误意见，也无批判地接受。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长了尾巴主义。” 这种尾巴主义，在当时的具体政治表现形式是民粹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的：“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这里所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毛泽东多次提醒大家注意的民粹主义。当年新华社在“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问答” 中也是这样解释的。因此，毛泽东反对笼统地提“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