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寿春：张闻天为党精心培育群众路线的杰出贡献

【作者简介】：张寿春，汉族，1933年生，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全国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研究分会理事，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的教学和研究。

作者感想：

本文是为纪念张闻天同志诞辰95周年而写，入选全国党建研究会等单位在无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作重点发言时受到好评，会议总结表扬这是一篇老课题写出新意的好文章。本文最先由《中国当代思想宝库》（七）收录，引起了强烈反响。有近20家文库之类的书刊要求辑入，有的还说经专家评审给予“特等奖”之类的荣誉，本人考虑重复转载没有必要，均未同意。

写作本文的体会主要有两点：一是学术研究的视野要宽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特有的优良传统。是党的历届历任领导集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经过长时期的精心培育才形成的，绝非只是某个领导人的贡献。理应拓宽视野，把全党在这方面的好认识好经验总结推广。二是学术研究贵在求实创新。作者可以从新资料、新视角、新方向、新概念等各方面做出努力，切勿人云亦云炒冷饭。本人从四个“既有”、“无有”来概括张闻天对精心培育群众路线的贡献，力求写出一点新意。

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明确提出并坚持贯彻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突出贡献，也是显著的政治优势，对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优势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得以保持，相反却有可能被弱化和丧失。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取得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的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1］“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不断蔓延，已经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声誉”［1］。因此，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为了继承和发扬党的群众路线和优良传统，夺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认真学习和宣传鲜为人知的张闻天同志对群众路线的精辟论述，肯定会有很大的教益。

一、一再强调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一）率先倡导，初步奠基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是党的一批老革命家共同培育的结果。张闻天是比较系统地论述、正确处理党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第一人。

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并且采取命令主义的领导方法强行贯彻，引起了广大群众强烈不满。这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在实际工作中逐渐觉察到这种错误的危害，明确主张转变领导方式。他在1932年11月18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周刊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宣传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种种表现，把它斥之为“党八股”，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指出转变宣传鼓动工作“是使我们党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最主要条件之一”［2］。接着从1933年2月至9月在《斗争》周刊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特别是其中一篇以《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为题，对党群关系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在革命根据地里，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党”［2］，要真正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必须树立“正确地去代表群众的意识”［2］，并且进一步批评说，“那种以为党是超于一切的，党只能命令群众，党不必注意群众的意见”，“只能造成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不信任。”［2］明确提出要使党“真正能够变为群众的领导者”，就“不只要教育群众”，“而且要跟群众学习”［2］。这些论述虽然尚未直接使用群众路线的概念，但是一开始就抓住了群众路线的实质，在党的建设史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二）带头贯彻，大力宣传

1935年1月中央召开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他在领导工作中，更加自觉地贯彻群众路线，反复强调“群众是革命力量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群众的力量是我党的最后依靠”［3］。

1939年11月，张闻天专门撰写文章，把“党与非党员群众的关系”作为“马列主义论党的学说的基本问题”来对待，全面论述了正确处理党群关系的“几个原则”［4］。这篇论文在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2期发表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党的刊物普遍转载，对全党干部提高认识，按照正确的原则贯彻群众路线，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3年6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张闻天更是大力宣传和坚决贯彻。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党中央决定张闻天和陈云等同志一道前往东北地区开展工作。怎样才能把东北建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张闻天坚决主张必须贯彻群众路线。他指出：“我们唯一的巧妙办法，就是动员群众起来，成为人民战争”。“只有群众觉悟，才有胜利的可能，同时也是我们增兵的唯一来源。”反之，如果“群众不发动起来，我们就成为孤军奋战，我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4］。

（三）敲响警钟，谨防蜕变

1949年民主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随着地位的根本变化，张闻天敏锐地觉察到脱离群众的危险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增加了。当时他担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发现有些党员当了干部就以为自己比群众高明，于是自高自大、摆架子、耍态度，甚至打人骂人。针对这种情况，他在一次报告会上专门就革命胜利后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问题敲起了警钟，尖锐批评上述不良表现“是旧社会里军阀官僚的旧思想，是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思想”，明确指出干部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给人民办事情，而不是企图骑在人民脖子上，称王称霸。”［5］

张闻天的晚年，屡遭“左”倾错误的打击和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的迫害。但他在生命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仍然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冒着极大风险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忧虑和思考，极其深刻地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如果某些领导者不能坚持纠正这种错误，就会“最后蜕化变质为同人民群众对立的官老爷”［5］。事实正是这样，从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的剧变来看，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以及党组织的瓦解，其深层次的重要原因都是同共产党严重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

二、精辟阐明群众路线的丰富内涵

（一）“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5］——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张闻天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紧紧围绕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伟人与群众的关系这两个根本问题，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群众路线的理论依据。他指出：“没有群众的革命实践，就不会有马列主义。马列主义根据社会发展规律与革命运动规律的正确把握而预测未来，指导未来。但群众的实践是无穷的，它比马列主义所能预见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所以，党必须不断地总结群众“实践中的一切新的经验，以丰富与发展马列主义”，才能够“更好地领导群众”［3］。他还指出：“要实现革命的理想，一定要依靠于一定的社会力量，这社会的力量就是千千万万的群众。”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伟人，固然在创造人类历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如果没有群众的拥护与群众的行动，任何推动历史前进的理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必须牢固树立“同群众在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观念。［3］

基于以上认识，张闻天进而强调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必须遵循两条规律。他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这是一条规律。但共产党只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接受和实行共产党的正确的路线，才能实现其领导。这又是一条规律。”［5］这里所讲的两条规律，深刻揭示了“党不能没有群众，群众不能没有党”的相互依存关系，而“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5］的论断，则是更精确地表达了在党与群众这个矛盾统一体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其核心是强调如果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那就“等于人的头脑脱离了人的身体和四肢一样”，也就“不成其为领导”［5］。（二）“领导就是服务”［4］——建党宗旨在群众路线中的高度概括张闻天一贯认为，共产党要实现对群众的领导，就必须为群众服务。他指出：“党是群众的领导者，而又是为群众服务的公仆”，“领导群众而又服侍群众”［5］，这才是正确处理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归根到底，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人民群众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因为它能为人民群众服务，它是人民群众手中进行解放斗争的工具。”因此，“党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就没有其他利益。”［5］正是基于这种建党宗旨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张闻天创造性地提出了“领导就是服务”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反映和维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的领导。”［5］又说：“领导人民，就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的重要作用，“只是表现为人民服务”［5］。

他反复强调，在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一定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5］的基本观点，始终牢记“主人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党及领导机构，不过是他们的服务部，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不过是他们的公仆，再没有别的了。”［5］他认为，“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我们一切工作的重心自始至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5］

以上这些重要论述，是对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关系所作的最精确的解释，也是对立党为公的根本宗旨所作的最科学的概括。（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科学的领导方法在群众路线中的正确体现张闻天指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只有为群众自愿地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行动时，新社会的创造才会付诸实现。”［5］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能够实现正确的政治领导，自始至终都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并且强调“自始至终都只能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5］。基于这个认识，他认为，不仅在制定路线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虚心向群众学习，而且在贯彻执行路线的过程中，也就是“到群众中去”的时候，同样需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鉴定和批判”［5］。只有不断地向群众求教，善于总结和吸取群众创造的丰富经验，才能形成正确的决策并及时修正不太符合实际的决策。“只有依靠群众，领导才有生气。”［5］

张闻天同时阐明，按照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办事，既是自始至终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不断教育群众和提高群众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党必须使群众的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同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地反映广大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到群众中去”，还要在宣传教育中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通过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来贯彻执行。只有这样，才是完整地体现“党为群众服务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党既当群众的学生，也当群众的教师”，“只有能真正当群众的学生的人，才能当群众的教师，而教师的作用不过是人民勤务员的作用，决不能骄傲自大、自以为是，凌驾于人民群众的头上。这是关于党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基本内容。”［5］（四）“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4］——真理标准在群众路线中的贯彻应用张闻天认为，“领导就是服务”主要应通过制定和贯彻正确路线和政策来为人民谋利益。而路线和政策是否正确，不只是在制定的时候必须力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反映广大群众的意愿，更重要的是要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他在1939年就明确提出“群众的实践是测量党的领导之是否正确的最后标准”，强调“党要根据群众的实践来考验党的决定的是否正确”。如果实践证明是不完全正确的，那就必须根据群众实践的经验“来校正或修改”；如果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就“必须抛弃”，并根据实践的新经验“来重新采取新的决定”［4］。张闻天的这个观点，不仅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6］完全一致，而且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般原理运用于党的领导活动之中，强调路线政策之是否正确也必须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

自此以后，张闻天始终坚持上述观点，并且紧密联系各个时期的实际情况，一再强调实践标准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阴谋家别有用心地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语录标准”，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思想混乱。针对这种十分严重的情况，张闻天反复阐明“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5］“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5］只有以群众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正确或错误，作为检验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尺度，总结经验才能真正达到“发扬优点，改正缺点”的目的，从而“改进党的领导，使党更好地为群众的利益服务”［5］。张闻天的这些真知灼见，尽管当时只能在笔记本上留下墨迹，但是后来随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广泛展开，就会看到这是多么重要的理论贡献。（五）“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5］——监督机制在群众路线中的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张闻天就强调在党组织加强教育和管理的同时，还要“靠人民的监督，最主要的是要把人民代表会制度建立起来”［5］，并且提出了加强监督的具体主张：今后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当选的干部要经常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人民代表有权利批评干部工作中的缺点；当某个干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可以将他撤换，另选好干部去代替他。这些重要思想在党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初期就及早提出，是非常深刻和很有远见的。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当轻率发动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尤其是同个人专断有密切联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再造成巨大损失以后，张闻天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吸收人民参加管理。密切国家和人民的联系。发展各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监督”［5］。特别是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必须以坚持并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作为“组织保证”［5］。这种民主集中制，既“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又是在正确指导下的继续发扬民主”［5］。后一层含义的独到见解，显然比通常所说的“又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更为精确，强调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全过程始终要把发扬民主作为核心。张闻天还强调指出决不能把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当做无足轻重的形式，而应作为“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种民主形式的发展，“是教育群众和吸收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工作的重要方法”，能“使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人经常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从而减少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主观主义等各种脱离群众的不良作风”［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