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群众观点从“被搞乱了”或“淡漠了”中返璞归真（2）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社会主人与社会公仆的关系被颠倒了。有的同志不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活动的主人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至于对于把党员干部、公职人员称作社会公仆感到惊讶，难以接受。他们或以“打江山者”自居，认为天下是共产党的天下，党员干部自然是天下之主角，人民群众则不在话下，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或以“领导者”自居，对人民群众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官气十足，不思如何为群众做好勤务，而只求群众听从指挥，把“不听话”的群众看成自己仕途上的障碍，还把某些因维权受挫而引发过激言行的群众视作“刁民”，动用不正当手段甚至专政工具任意处置；或以“利益主体”自居，似乎自己是GDP的主要创造者，理应享受比人民群众更高的待遇，获得比人民群众更多的利益，如若不然，就认为不公道、不公正，使自己“吃亏”了、“委屈”了，等等。这一切，说到底是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人乃至官老爷，而把人民群众当作应是屈居于自己之下和可以随意使唤的仆人，是一种严重的角色错位。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马克思主义对公职人员和人民群众的角色定位，不折不扣地把人民群众当作社会主人，把公职人员当作社会公仆。

其二，党和人民群众谁是工具谁是工具的使用者？

这个问题直接由主人与公仆的关系问题而来，乍看起来十分尖锐，其实答案甚是自然。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报告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相信工具论。”“群众是从实践中来选择他们的领导工具、他们的领导者。被选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得，不是自觉地作工具，而以为‘我是何等人物’！那就错了。我们党要使人民胜利，就要当工具，自觉地当工具。……这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邓小平在党的八大所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明确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他还指出，共产党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自觉地甘愿充当人民群众的工具。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陷入了误区。一个通常流行的口号是：“动员人民群众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当然，在党的任务与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意义上，这个口号没有错。然而在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意义上，就有点把人民当作党的工具而不是工具的使用者的味道了，如果改成“动员全党为实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才更为确切。何况党有时也会客观上离开人民利益而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比如过去“左”的年代，党提出过脱离实际搞“大跃进”的任务，提出过在党内和人民内部开展阶级斗争“深挖阶级敌人”的任务，提出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大革命的任务等等，在这样的时候，把人民当作工具，要求他们“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岂非谬误？并且实践证明其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再者，一些党员干部如今仍未懂得马克思主义“工具论”的道理，于是滋长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命令主义等不良作风。正如邓小平在八大所作报告中指出，不确认关于党是人民的工具的观念，就会认为党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马克思主义的“工具论”，不折不扣地把党当作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

其三，干部的权力由人民所赋还是由领导机关所授？

这个问题与上述“工具论”密切联系，确认“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的观念，就不难理解了。

当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公社实质上是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是崭新的民主国家。公社代表和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一切权力机构和人民代表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他们是“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恩格斯在该书“导言”中作了发挥，指出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这是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个“可靠的办法”。在这里，马、恩已经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公职人员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重要观点，并强调这是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原则之一。

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1968年在《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中旗帜鲜明地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其后，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和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一再重申这一点，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

但是多年来，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被搞乱了或淡漠了。

首先是认为自己头上的“乌纱帽”是上级机关给的，而不是人民群众给的。即使对于选举产生的职位，也认为其实是领导决定的，而不是选票决定的。殊不知领导机关代表着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权由领导机关所授，实质还是由人民群众所赋。不懂得这个道理，于是只对领导感恩，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感恩，不对群众负责。毛泽东曾指出：“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也是我们的“出发点”。而一些同志把这一“出发点”忘记了或者扭曲了，把这种“一致性”人为地割裂开来了。有些公职人员甚至把这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发出了“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听党的还是听群众的？”之类的“雷”言“雷”语，可谓荒谬绝伦。

其次是由此而来的罔顾人民群众的利益，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而不是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慎用权力，为民用权。刘少奇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说过：“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今一些干部一味追求“政绩”，动辄凭权力拍板，沽名钓誉不惜劳民伤财搞这样那样的“形象工程”；奉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腐朽哲学，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现象，正是权力观扭曲变质的突出表现，刘少奇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而其根子，就是人民至上的唯物史观被抛弃了，丢失了。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说：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世界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在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中，权力观是基础，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一直讲，领导干部要经常想一想，过去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想清楚这三个问题，也就是要解决世界观和权力观的问题。”这番话可谓肺腑之言，语重心长。

今天在群众观点上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就是要重申权为民所赋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折不扣地恪守对人民负责、权为民所用的原则。

其四，群众是靠自己解放自己还是靠领导者包办恩赐？

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歌词写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唯物史观指出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前进运动的推动者，他们具有内在的伟大力量，能够自己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