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回到经典阅读？（2）

今天的中国同样面临这个问题，即生产和行政管理领域里的活力和矛盾不断对意义和价值领域提出“正当性”资源的需求，但整个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生产的总“供货量”严重不足。这个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教育来解决。可以说，当代中国大学的素质教育不但关系到提高国民劳动者素质的这个“合理性”问题，更涉及到如何维系中国社会内部的意义、价值、理想、信仰乃至整个世界观结构的“正当性”问题。以经典阅读为核心和基础的人文教育，关系到人们如何用传统的、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语言、符号和价值体系去表述和理解当下的矛盾。经典阅读则是承续传统、反思传统、把传统带入到同当代生活的对话中去的最基本的路径。

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下的比较时代，西方教育体制是参照系之一，在比较交流中找到自我认同，确立自己的文明。

全球化时代，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大学都处在一种比较状态，有多种的参照系，多重的视角。这并不是一个当代现象，而是与近代以来的历史变化一道出现的。19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有一段关于“比较的时代”的精彩论述，他认为，传统社会基于封闭性、稳定性、单一性和连续性基础上的自我认同和自我理解难以维系，但如果现代人永远处在这样一个眼花心乱的状态，不知道自己是谁，今天可以被这个吸引，明天被那个吸引，那么这样的时代、文明哪怕再有“见识”和“教养”，最终也只能是一团混乱、是没有意义的。

顺着比较思路，应该是承认目前中国学术的落后，但并不因此而“病急乱投医”，而是致力于各种学科在中国的本地化。以“社会科学中国化”为例，第一步是“社会学在中国”；第二步是“让社会学说中国话”（像当年黑格尔发誓要让哲学说德国话，而不是拉丁文、法文或英文）；第三步才是“社会科学中国化”，它是更高意义上的、真正的“世界化”，而不是搞出一个“中国化学术”。

我每年在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看博士项目申请，纽大每年能吸引全球范围内很多优秀学生。中国大陆学生每年有二三十份申请，大部分进入第二轮。但很少能进第三轮，因为除了可以量化的托福、GRE等高分外，中国学生的成绩单上，本科第一、二年多半是外语、计算机、政治思想等公共课，专业教育方面，很难看出知识、能力和方法论训练的深度。反观西方特别是美国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则基本上都是议题具体、内容翔实的研讨班课，注重的是能力培养而不是知识灌输。联系到自己在海外培养国内教育背景的博士生的经验，逐渐意识到我们高等教育真正的短板不在研究生、博士生阶段，而在本科阶段。在全球化竞争中，我无奈地说，至少从成绩单反映出来的课程结构上看，中国学生的训练是很单薄；在能力培养上处于较大的劣势。

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学院的核心课程以高强度的经典阅读著称，学生在废寝忘食地阅读中体会文明和文化，对中国有借鉴意义。

我们可以在比较中反思一下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院的核心课程设置为例。哥大本科学院一年招生1000人左右，总的是四五千人的规模。每个新生都上系列的核心课程，一门是《文学人文学》，读西方文学经典，上一学年两学期，每个班不超过20人，1000人分50个班，由终身教职序列的教授开课，配备博士生助教。课程必读书有《伊利亚特》、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多芬作品、《圣经》等等，下学期《傲慢与偏见》、《忏悔录》等。从课程表上看，《伊利亚特》读一周，《奥德赛》读两周。每学期是10到11本西方文学中的无可争议的经典，学生几乎是要废寝忘食才能完成教授的课堂讨论，通常20人一班还会分成两个小组，教授加助教的课共三次。我儿子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我看到他每一页书本上都写满注释、问题。很多学生考哥大，就是冲着这个核心课程而去。新生培训课上，从白发苍苍的校友到刚刚入学的少男少女，手里都拿着一本《伊利亚特》，像暗号，更像身份证，这是文明传承延续性的标志，也是学校的认同感和骄傲所在。

第二门课也是必修，叫做《当代文明基础》。几乎清一色的西方社会思想经典，但因为面临全球化压力，也有多元文化因素的加入，比如有《古兰经》。下学期有卢梭的《论不平等的起源》、《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康德、洛克、达尔文、尼采的全本原著，也包括几篇点缀性质的黑人和女性问题的重要文献。

哥大核心课程是在争议当中发展到现在的，差点办不下去，二十年前一位校友捐了一两亿美元才维持至今。这在美国也不是特例。但只要它存在一天，这种以经典阅读为核心的教育传统就仍然在发挥影响。为“当代文明基础”课程辩护的立场可以总结为：今天的世界再多元，它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仍是西方人奠定的。而这个基础的基础则由西方文明的经典编码。这些经典由西方人写出来只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但是今天所有人不得不读这些经典，则绝不是偶然的。这句话很傲慢，中国人可以不认同，但不能不思考。

继元培学院、复旦书院、中山大学的通识教育实践后，重庆大学即将进入秋季经典教育的尝试，为多元化教育做探索。

在美国也并非所有本科都设有经典阅读，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等实践得较好。回到中国，北大的元培学院，复旦的复旦书院都在实践，中山大学的博雅学院走得最远，今年已经有第一届毕业生。重庆大学在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下设立了博雅学院，今年秋季招生，首届30人，以经典阅读作为教育的基础。分中国人文经典和西方人文经典，一周一本书，或两周一本书，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中国人爬坡时确实是要比别人更辛苦一点，一两倍或三四倍于别人的努力是应该的。我们也尝试把用经典阅读的方式讲授马列政治课，比如像读康德、黑格尔一样去读马克思；比如像美国人研究美国革命、美国宪法那样去重读人民共和国的原典；以阅读和讨论外语原著的方式取代常规的公共英语和“二外”。同时，我们还强调学生对中国内部多样性和以中国为立足点看世界的“地域研究”。一、二年级不分专业，完全的通识教育；三、四年级分流为两个轨道，一个是传统的文史哲即人文轨道，另一个则是所谓PPE，即政治、经济学、哲学。我们的规划是七成学生保送推荐研究生，三成学生毕业找工作。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经典阅读课程的书目如何形成？西方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对经典有着高度的共识。中国的经典书目只能通过整个中国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性争论才能确立下来，因为它的形成和确立本身是当代中国文化共识和价值共识的结果。经典一方面的确有超越时空的稳定性，像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的那句话：“一切伟大的事物都伫立在暴风雨中”。但另一方面，传统只存在于它同当下的关系之中，需要今天的中国人、中国知识共同体在自身的实践、努力和斗争中去不断地复活、再造、发扬光大。在后一种意义上，经典文本书目又必然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中，处理这种变和不变的关系，正是经典阅读的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在这个“比较的时代”，谁没有自己的经典，谁就没有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和家园。没有家的人谈不上出门远行。而世界上最远的路，是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