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回到经典阅读？

原题：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

为何要回到经典阅读？首先要直面我们所处的无法回避的大环境——全球化的冲击。

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更高，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和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换的需求。

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的准确定义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商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球化，资本运作的全球化是它的经济基础，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文化现象。中国在世界分工、商品流通的意义上，已是全球化的内在组成部分。近30年来日益成为西学主流话语的“全球化”和“后现代”论述，实际上改写了在中国语境里谈“现代化”的前提：传统的工业化、追求GDP、粗放型、高能耗和不计社会和人的成本的“现代性”，恰恰被放在了“前现代”的位置。同样，“落后就要挨打”、“新启蒙”、“普世价值”这样一味追求“进步”和“先进”的必然性逻辑，也因为把人的思维限制在线性筒状态里，而不能适应一个更为多元、高度竞争性的、具有多种选项可能性的时代。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指出，“现代”在全球范围里的饱和状态带来了“后现代”问题。今天生产领域和价值领域里的竞争，比如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粗放型经济向知识密集型经济，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到整个劳动力素质的提升、生活世界的重建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只能在“后现代”意义上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同样，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从它自身发展的历史看，基本上仍是为适应近代民族国家在短期内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国家而设计的，比如苏联式专业学院体制的高度专业化的钢铁学院、邮电学院、航空学院等等，如今的“大学”不过是把这些专业学院在行政管理意义合并到一起，但却还并没有整合出一个新的关于教育和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即便在人文领域，许多高校的文史哲院系在培养方式上基本仍沿袭文革前的训练方式，这就和今天全球化、价值多元、多媒体、跨学科的文化环境和知识环境不相适应。我们提倡有利于人的自我塑造、自我陶冶、自我修养的经典阅读，就是想重新回到原点，回到人，回到思考、分析、素质和人的训练，以及人的全面的心灵陶冶这个大前提。

在文明冲突和文化政治的意义上，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民族国家框架内的教育、经典、传统以及“人”的概念的界定权都需要重新考虑。粗略来讲，美国文明主导了全球化，从具象的事务，再到想象方式、白领、成才、幸福、机会、太空、虚拟空间等等一系列的界定，都是被那种想象中的、概念意义上的美国人或是美国文明所界定。在这个前提下，普遍和特殊是什么关系？中国是否作为一种全球化社区里面的一个少数民族或是地域文明的特点存在？中国文明实际上是通过那些能够思考这些问题的中国人确定下来的。而中国人一旦丧失这样的话语的生产能力，在文明意义上就不是一个存在，而只是一个衍生品、寄生品。这才是今天中国大学教育、文化最深刻的内涵和使命。今天“中国梦”作为一个话题被提出来，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的。

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这个全面竞争的时代，也对学生的内在素质和可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有效应对历史挑战。北大中文系曾做过调查，毕业十年以上的学生中，90%的就业都和专业无关，中文系提供给大多数学生的，实际上是综合素质和适应性方面的训练。如果本科教育专注于职业性培训，那么在这条窄路上可能走不远。以纽大商学院为例，学校对毕业后在华尔街上班的总裁们做问卷调查，问学校教给你的技能管多少年，一般的回答是3到5年，越是高层，时间越短。普遍的缺憾是当年没有多读点文史哲方面的书，因为对于决策者来说，最大的挑战是理解力和判断力。

从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奇异性而言，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人需要加强对自身的思考，而经典是先人的财富。

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现代化是一种“奇点”性质的事件，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无法预判人类能否走出资本主义，走出今天所处的商品时代、技术时代、信息时代。这里的博弈关系到人能否在这些外在条件下恢复并扩展人性的自主性和内在自由，具体讲，就是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作出无愧于前人、甚至超越前人的回答。这就需要我们在前人经验和思考的基础上，激发全部潜能，处理自身经验，培养分析、理解和思考能力。否则，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意义上悲观地讲，我们是没有未来的，因为我们的未来已经完全被套在资本、技术、信息、市场、商品的运作中。能否走出这个奇异性事件取决于人能否通过一种自我追问从物的世界回到人本身，但这种克服异化的努力必然包含着有关“人”、“意义”和“价值”的预设。这个意义上的未来蕴藏在人的挣扎和斗争之中，是无法通过科学理性推算出来的，而教育则是为这种斗争所做的必不可少的准备。

“经典”在这个意义上是前人思考的痕迹，是我们唯一的财富。不去领取这份财富，我们就只能始终孤零零、赤手空拳地面对当下。这是动物性的存在而不是人的存在。

从国民素质而言，大学的终极产品就是学生，社会是用户，而价值资源存在正当性危机，此时，就需要回归本源的教育来滋补。

我们再从国民素质和劳动力素质培养的角度来看看经典阅读的必要性。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林建华曾说过，大学的终极产品是学生，而不是科研论文、指标，社会就是客户。我非常赞同，为社会培养合格的学生就是大学的本职工作。这里牵涉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当性危机”问题。他认为，国家维系社会公正、提供关于生活意义、目标、理想等问题的积极答案是以消耗自身文化和价值资源为代价的。西方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理性化的治理系统最终也只能把社会生产领域的矛盾不断地转移到到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比如，在美国有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人民会直接找到美国政府，认为这不是一个生产领域的问题，而是立法或公众讨论的问题。但是如何产生出国民对生活动机和意义的理解，却不是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就可以提供的。价值和意义无法由政府生产出来，更无法由市场或工厂生产出来，它只能由人、由家庭和生活共同体、由教育和文化传统自己产生，是一个近乎自然的培育和养成的过程。这种价值资源的消耗类似于自然资源的消耗，而当代社会的正当性资源在今天被各种各样商业、政治、意识形态体制的征用所消耗，消费大于产出，正当性资源渐渐枯竭，这就是所谓的“正当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