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治污需要怎样的信息公开

访谈嘉宾：周冯琦（上海社科院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对于怎样的“信息公开”是合理、适度，有利于推动工作，还需要更多理性务实、尊重客观实际的思考、讨论和研究

解放评论：最近，为了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我国正绘制“污染图”。对此，您如何看？

周冯琦：土壤重金属污染不仅会对粮食安全带来影响，也会对地下水饮用水带来影响，进而影响到包括牲畜养殖在内的畜牧业，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这项措施的出台，说明相关问题已引起国家政府层面的高度重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解放评论：2010年，历时两年多、动员57万人、覆盖近600万个污染源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出炉。由此所获得的数据，使国人对农业生产源头污染问题的关注站到了新起点上。这一次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与之前的做法有什么区别吗？

周冯琦：为何会针对土壤重金属问题进行会诊？我的理解是，一方面，土壤重金属污染问题过去可能还没那么严重，集中在较小的范围内；另一方面，重金属污染可能给人类生存造成的影响，尚未获得足够认知。

与大气污染、水污染不同，土地污染具有隐蔽性、复合性、积累性和滞后性。不同行业对于土壤构成的影响或污染是不同的。囿于人类认知所限，我们发现问题有一个过程，寻找可行的防治手段也有一个过程。相信这次的会诊，会为这个领域找到更多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打下更扎实的基础。但严格来说，它还只是一个开始，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解放评论：很多人期待，土壤重金属污染图的绘制，将是一项尊重公众知情权的积极举措。您怎么看？

周冯琦：无论是政府也好，社会公众、媒体也好，对环境污染及其所产生影响的认知，都是有一个过程的。随着大家认知程度的提高，我们对待问题的方式和处理方法也都会有所提高。

就拿土地污染来说，我们既要看到它对我们的生活已产生较大影响，呼吁政府重视这一情况并重视对污染的排查和统计，将所获结果用于防治，促进相应工作的进步与完善。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的统计信息，并不是全部彻底公开的。对于怎样的“信息公开”是合理、适度，有利于推动工作，有利于促进环境监督管理的社会参与，还需要更多理性务实、尊重客观实际的思考、讨论和研究。

解放评论：您担任主编的《上海资源环境发展报告（2013）》指出，目前的环境管理模式主要还是以污染控制为目标导向的。这种模式对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只能被动响应，导致环保工作整体处于被动局面。但真正要促使资源环境管理从行政命令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使政府主导的环境监督向社会主导的环境监督转型，当下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该如何突围？

周冯琦：就工业污染排放来说，信息公开会给政府、企业带来一定的压力和约束，从而有利于企业减少排放，推动政府加大监管力度，提升污染防治管理能力。但是，在公众对于包括重金属污染可能造成哪些影响等知识还不怎么清楚的情况下，污染信息的公开或披露，也可能会引起各种程度的社会恐慌或过度反应。比如，由对“镉米”的担忧引申到对某产地所有大米的担忧。由此累积而成的社会影响，恐怕不亚于污染本身对于个体健康的影响。

这当然不是说信息公开不重要，而是说，信息公开作为资源环境管理的重要一环，是需要一些条件的，必须与各种治理方式方法携手合作。信息公开是大势所趋，但在这个走向公开、成熟的过程中，我们的很多工作都要跟得上、配合好。

比如，相应的法律法规是否渐趋健全，环境标准是否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动态更新，政府职能如何转变。更重要的是，社会公众环境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以及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培育。

政府主导的环境监督下，政府监督有执法、检查的力量不断跟进。但转向社会主导的环境监督后，除了转变职能后的政府，还需要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的力量。但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其具有更好专业能力的成员往往来自更广义上的社会公众。可见，环境管理转型，从根本上有赖于社会公众是否具有较高的资源环境认知水平、守法意识和守法能力这一“群众基础”。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