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锦囊妙计

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锦囊妙计

1. 传家法宝的概念

1.1  “概念”的神奇力量

当今是概念社会，在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概念”价值万金，具有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神奇力量。比尔盖茨的“软件概念”脱颖而出，独占鳌头，畅销全球，使他一跃而为世界首富，并卫冕十余年之久；乔布斯的苹果概念，刷新文化创意金融产业理念，战胜摩托罗拉，超越诺基亚，风靡亚欧，征服全球。概念是拨开重重迷雾，打开千把枷锁的金钥匙。王如松院士从文化角度提出“环境为体，经济为用，生态为纲，文化为常”的整体论概念，揭示一个通俗道理：“工厂不只是生产产品，更主要是围绕产品提供社会服务，以及相关的软件、标准、技术、文化和人才。未来生态产业经营目标应是产品、服务和文化三位一体，且后两项将逐渐代替产品成为企业主导产出。”试问天下谁主环球沉浮？谁笑到最后？市场最终取胜的是文化概念。

1.2  毛主席号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1940年一个旭日初升的秋晨，延安马列学院的同志到杨家岭接毛泽东主席作报告，半路上正好遇上大步流星迎面走来的毛主席。毛主席严肃认真地对迎送的同志说：“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不到十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微不足道，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毛主席提出的“延安作风”概念，意味深长，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作一个界定，作风是指一个人、一个单位乃至一个团体、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习惯、风尚与习气，是带有整体性、稳定性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倾向，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包括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生活作风等，反映素质，体现能力，关系形象。党的作风是党对待事业、人民和文化，以及指导思想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行为表现，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标志，体现党的内在精神、整体素质、政治倾向和纪律规范，反映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共产党人怎样对待事业和人民是工作作风，怎样对待文化是文风，怎样对待指导思想是学风。通俗地说，作风就是形象、门面、招牌、印象和概念，毛主席说，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一个政党同样需要不断地自省、自警、自励。党的作风建设概念就是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树立新风正气，抵制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歪风邪气，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确保肌体健康，增强战斗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无论何型，归根结底是优良作风型，是正能量概念。不言而喻，廉政建设的基础和门面就是作风建设概念。

1.3  唐太宗李世民夸奖谏臣魏征胜似诸葛亮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下面列举唐太宗李世民从谏如流，改进作风的典型例子。

有一句诗词脍炙人口、广为流传：“太宗政策真英明，赚得英雄尽白头”。

唐朝政治家魏征和唐太宗相处17年，一个以直言进谏著称，是国史上源清流洁、最负盛名的谏臣；一个以虚怀纳谏出名，是超凡脱俗、豁达开明的皇帝。尽管有时争论激烈，互不相让，最后太宗也能按治道而纳谏，这种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君臣关系，历史罕见。

太宗去洛阳，途经今天河南宜阳县，大队人马安顿驻足在显仁宫，侍女齐眉举案奉茶，可杯盘碗盏都是几年前太宗路过此地曾经用过的旧银器，太宗不悦，瞥了餐桌一眼，大为恼火：“海味不见新奇，山珍又少得可怜”，大加训斥总管，拂袖而去。魏征斗胆指点迷津：“国君一旦开奢靡之头，立即会上行下效，腐败成风，覆水难收。即使供应丰盛精美百倍，隋炀帝也欲壑难填。苛政猛如虎，百姓负担沉重，导致人心思变，江山丢失，后果不堪设想。皇上怎能重蹈覆辙效法隋炀帝，殊途同归呢？”

太宗即位之时百废待兴，万象更新，向魏征不耻下问：“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需要百年功夫吧？”魏征开门见山地分析道：“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象饿极的人凶猛吞食，如同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年之内就可立竿见影，二年见效为时已晚。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事在人为，而并非要等待人民具备教化素养后才开始治理。”“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命由天定，境由心造，路在人走。魏征主张取信于民，一言九鼎。勿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人民无所适从。世界大文豪雨果说得好：“世界上最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辽阔的是人的心灵”。太宗从谏如流，乐于听从魏征等贤臣的意见，倡德立教，修身正已，荐贤举才，任人为贤，知人善用，广开言路，集思广益，虚怀若谷，君臣团结，志同道合，积极采取良方益法治国理政，整饬吏治，防微杜渐，未雨绸缪。不到三年，缔造了唐朝举世闻名的“贞观之治”局面，值得后人借鉴。

魏征高度重视太宗的品德修养，直言不讳，当面直谏，坚持到底，“舜告诫群臣，不要当面顺从，背后违背，这不是臣下忠君的表现，而是阳奉阴违的奸佞行为。”魏征引用荀子的话告诫太宗：“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终身铭记，问怎样做明君而非暗君？魏征列举隋朝虞世基的故事：虞世基投隋炀帝所好，阿谀奉承，报喜不报忧，纵容其骄奢淫逸，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法炮制，十羊九牧，人浮于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苦心孤诣，苛榨民财，谋取私利，民怨沸腾，导致隋朝灭亡。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贞观中后期，歌舞升平，河清海晏，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创业之初的困境时过境迁，水落三秋，李世民难免淡忘，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的锐气日渐消磨，滋长帝王奢侈之心。饱经忧患的魏征看在眼里，忧在心头。总结太宗对于臣僚的进谏，初始是“求谏”，随后则是“纳谏”而已，政权巩固后，往往“拒谏”，最后不仅不求不纳，还加罪于进谏者，变成“罪谏”，“文死谏，武死战”。太宗闻过颇为震动，知错就改，有所收敛，对魏征高度评价：“魏征以仁义之道辅佐我治国，希望我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才兼将相的诸葛亮也不能与他相提并论。”

魏征溘然长逝，享年64岁。太宗悲痛欲绝，罢朝五天致哀，命以一品官礼葬，将魏征像画于凌烟阁，前往吊唁赋诗纪念：“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将魏征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作为座右铭，视魏征为“知兴替”、“明得失”，防己犯错的一面明镜，既是对君臣亲密无间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的公正评价，充分体现魏征在太宗治国理政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高殊荣。

魏征进谏的奏疏，语言、推断、理论，尤其关于“草创”、“守成”之难易等等，文风朴质，说理透彻，层次分明，被编成《魏郑公谏录》传世，《贞观政要》《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转引，深刻影响宋代陆贽等人的文风，成为中国人文精神的优秀遗产。宋、元、明、清以来，历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富有抱负的政治家，无论处于任何地位，都奉为经典圭臬而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比如宋仁宗朝的包拯深受魏征影响，经常向宋仁宗赵祯进谏。

1.4  坐位最长的康熙大帝提出“不修长城修民心”

英年早逝的唐代诗人王湾《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开元初年，宰相张说对这首诗描述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概念极度赞赏，无限钦羡，亲自题写悬挂于宰相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作为学习典范。17世纪末，中国古代皇帝史上坐江山最久的康熙提出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不修长城修民心”论：“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民心悦则邦本固，而边境自固。” 康熙一语道破大清帝国长治久安概念。

90余年来，共产党把党与人民关系确立为密不可分“血肉相联”，不断强调“党的根基在于人民、血脉在于人民、力量在于人民”，正是这一治党治国概念，成就了党举世瞩目的历史功绩。无可置疑，构筑牢不可破的“民心长城”概念，前提就在于“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只有党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才会把党放在心上；只有党把人民当亲人，人民才会把党当亲人”。

1.5  传家法宝传承创新：毛主席对李宗仁说“共产党靠总结经验打造新中国”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毛主席指出：“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他曾经诙谐地对李宗仁说，“我们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是党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在总结经验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两次巨大飞跃，第一次飞跃产生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产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党成立90余年、执政60余年、领导改革开放30余年来，始终注重借鉴古今中外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坚持真理，拨乱反正，始终保持开拓创新、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一次“右倾”、三次“左倾”错误，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党敢于正视错误，及时纠错，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带领人民取得三大发展成就：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三大历史性转型：1949年社会制度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型；1979年经济体制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改变生产关系，做大经济总量；2011年“十二五”规划拉开中国第三次腾飞序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防的全方位可持续科学发展模式转型，从“以物为本”向“以人为本”，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型。呈现三大趋势：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中高碳经济向低零碳经济转型。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向消费倾斜。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层次，向个人倾斜，扩大中产阶级队伍，增加中产阶级收入。

1.6  共产党靠严明作风赢得民心这个“天”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两千余年封建帝制，开启民主共和新纪元，共和观念深入人心。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列主义，“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新文化运动热气腾腾，荡涤封建迷信，反对专制独裁，提倡民主科学，呼唤新道德新文学。

19世纪20年代，曾几何时，80多个政党、200余政治团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风生水起，沸沸扬扬，“你方唱罢我登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中国学巨匠章太炎、熊希龄、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既是近代史上最后一代天骄，又是现代史上最早的学术宗师，是名扬四海，威震五洲的政党领袖。然而“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无可奈何花落去，昙花一现，过眼云烟，终究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国破山河碎，城春草木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那国弱民穷、军阀混战、兵荒马乱、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黑暗社会，受苦受难的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难以自拔，哀鸿遍野，民不聊生。中枢无能，树倒猢狲散，死里逃生，各奔东西，东北投奔张作霖，陕西投奔阎锡山，广西投奔白崇禧，浙江投奔蒋委员长。“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当时共产党员寥若晨星，屈指可数，仅57名党员，在各大政党党员数量排名上名落孙山。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两袖清风，名不经传；青年毛泽东在杨开慧父亲的推荐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勤工俭学，不足温饱。试问为何实力雄厚、博学多才、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国学大师领导的政党未能胜出，唯独“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共产党脱颖而出，如日中天，蓬勃兴旺，用弹指一挥间的28年建立新中国；而盘根错节、根深蒂固、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的国民党被迫撤离大陆，喘息于台湾岛？

常言道：“人算不如天算”，“人在做，天在看，离地三尺有神明”，这个“天”就是人民。数百个政党及其团体一盘散沙，七零八落，随波逐流，难以解决四万万同胞的温饱生计。纪律涣散的伪军土崩瓦解后，80%投奔解放军队伍。在共产党召唤下，与鲁迅齐名的郭沫若先生从日本回国投身抗日烽火，写下《归来兮》诗词为证：“此来拼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黛早安排。”

千古箴言管子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那么中共为何赢得人民群众倾囊解袋，无私相助呢？党依靠三大优良传统作风赢得民心，将四分五裂、散兵游勇般的人民组织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党的资源有限，从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生活异常艰难困苦，党与人民群众形成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没有根据地人民的门板、“担架”，没有解放区的“小推车”，没有千千万万真心实意跟党走的人民群众，党难以立足。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党靠人民群众起家，靠人民群众发展壮大，靠人民群众成就伟业，一切归功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赞美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大团圆，歌颂毛主席：“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姐妹舞翩跹，歌声唱彻月儿圆。不是一人能领导，那容百族共骈阗，良宵盛会喜空前。”毛主席《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步其韵奉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