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何中共能够打造新中国？

二. 为何中共能够打造新中国？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历史，既是一部中国人民的血泪史、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胜利史。在百余年里，中国人民无不受尽侵略、凌辱和欺压，甚至面临亡国亡种的危险。同时，正是在这生灵涂炭的百余年里，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阶级压迫，曾进行可歌可泣和波澜壮阔的斗争。然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之前的所有斗争，并未能使中国人民摆脱被侵略、被掠夺和被奴役的悲惨地位。只有到了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才使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由失败转向胜利。

1.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利益

八年离乱，梦里春闺，山河滴血，薄海同仇。在“西安事变”到“重庆谈判”这段历史时期，恐怕再没有什么词比“国共合作”包含的内容更丰富。它里面既有友爱，也有仇恨；既有团结，也有对立；既象征平等，也象征着不平等；既意味着和平，也意味着战争。但是，不论其间有何仇恨、对立、不平等，甚至战争，却始终在努力维持国共之间的统一战线。从1936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正式谈判，到合作的形成；从合作中的磨擦到反磨擦、限制到反限制，到最后再次分裂，兵戎相见，国共之间持续了长达11年之久的政治和军事的和战演义。

1.1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

历史往往捉弄那些违背历史潮流而动者。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命运恰与王熙凤殊路同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竟是如此地色厉内荏，短短三年，就被人民革命洪流逐出历史舞台，重蹈“一代枭雄”拿破仑的复辙。应验《红楼梦》所云：“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委员长”逃到台湾后，对自己的失败捶胸顿首，反悔万分，进行痛苦的回顾与总结。为此，他在1956年专门出版一本《苏俄在中国——中国与苏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又名《和平共存?》的书，总结国共关系的历史经验，并告诫各国，结论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千个不该，一万个不该，不该与中共第二次合作。他总结道：“我政府对共产党谈判和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他说：“当时中共在西北才5000人，濒临崩溃的危机，如果当时对中共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作彻底的处置和根本解决，中共就不会死灰复燃了。”在“委员长”看来，如果他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对中共“予以绝对的隔绝和封锁”，中国的事就不会出现意料之外的大麻烦，他的统治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可是他忘记了：其一，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制约他的行动；其二，英勇的红军长征，是怎样突破他的“绝对隔绝和封锁”，怎样粉碎他的“彻底处置和根本解决”；其三，他也忘却了西安事变。

“委员长”为何不从另外角度想一想，如果张学良不是了解到蒋介石秘密寻找与共产党谈判的情况，如果他不是相信共产党有蒋介石无法战胜的力量，他是否会与共产党结盟，铤而走险，冒然发动西安事变? 1935年华北风云乍起，国民党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抗日热情与日俱增，准备抗战的实际工作也逐渐落到实处，对中共问题是依然采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还是改由政治解决途径，作出较为明智的选择，“委员长”不得不派人从几条渠道寻求与中共对话。

西安事变的发动与和平解决，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使面临危亡的中华民族，终于实现由内战到团结抗战的历史转型。正如毛主席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抗日战争发动了。”作为西安事变发动者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功不可没，永垂青史。

进而言之，西安事变结束后，如果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何以要沽名学霸王，留下无穷隐患，并与中共谈判?如果共产党数万兵力无足轻重，蒋何以在谈判条件上一让再让，最终不得不同意共产党人保有事实上独立的军权和政权?试比较1949年的国共谈判，国民党尚有半壁江山和数百万军队，只因共产党人决不妥协，“宜将剩勇追穷寇”，结果竟想要保有部分政权和军权而不可得。事实昭然，妥协总是双方面的妥协，不论形式如何又何尝不是一种“合作”?

1.2  从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国共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中共起主导作用

1931年“918”事变发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自1933年初中共即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不断完善这一政策，全国各界积极响应，强烈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猛烈震撼着国民党当权势力，使其陷入四面楚歌困境。中共多次声明承诺，如果国民党停止内战，共产党拟将根据地变成边区、特区，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但事与愿违，蒋介石倒行逆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把消灭中共摆在议事日程首位。

斗争固然是绝对的，斗争内容也呈现不同色彩，分歧显然比比皆是。但是在经过痛苦磨擦之后，在中国当时急需全民团结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共对症下药，因势利导，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终于酿就西安事变，经过和平谈判，蒋介石承诺停止内战，两党和解，二度携手，达到相对平衡，取得某种程度的谅解与妥协，维持多样形式的和平与统一，全民团结，众志成城，推波助澜，抗战浪潮此起彼伏，国共合作更加鲜明地成为时代主旋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中国社会沿着螺旋式轨迹毕竟大大向前迈进一程，由此产生的历史意义是多方面的。这段黄金岁月虽说好景不长，但留下一段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耐人寻味，引人深思。合作来之不易，坚持更为难得，贡献永垂青史。

史实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功，中共起主导作用，国民党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果根本否认国民党也有抗日要求的一面，在国共合作问题上也表现过一定的主动性、积极性，则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诚如俗语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与其说国民党迫于共产党的统战压力，倒不如说主要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亡华政策所逼迫。此外，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国际大环境的浓缩，也是蒋介石对日态度和对共政策转轨变型的重大因素。同时，民族危亡，外敌压境，也迫使中共审时度势，权宜应变，沿着共产国际正确导航，及时采纳爱国抗日将领张学良的建议，修正自己的国内外政策，放弃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主张，放弃打倒一切国民党势力、抗日必先反蒋、两种政权对立、两种战争同时并举等政策，从根本上纠正极“左”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一致的阶级利益和革命任务、共同的敌人与纲领、相互妥协的条件及其相应政策，又联合又斗争策略的科学运筹，使两党在民族存亡之秋，柳暗花明，相逢一笑；化敌为友，墙外御侮。还应看到，在国共两党接触、谈判的过程中，苏联的崛起和强大存在，尤其对中国抗战的积极支持，对中共政策的影响和对蒋介石联苏抗日的吸引，成为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催化剂。

然而，截然不同的观念形态、此消彼长的政治地位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基础，使得双方有着迥异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理想，而这种对立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理想从根本上决定国共两党总是难以找到共同的妥协和谅解形式。

诚然，机会总是存在，无论是1937、1938、1943、1944，还是1945和1946年，事实上都能发现契机。当然，机会总是有条件的，其或隐或现往往取决于客观环境、力量对比，一方甚或是双方的妥协意愿使然。也正是如此，机会总是不能赐予那些守株待兔的人，更不会青睐叶公好龙者。任何一种环境的改变、力量对比的变化，乃至谈判条件的调整，都可能使本来存在的机会转瞬即逝。

不言而喻，分裂之过不在中共，千秋功罪自有公道，抗战胜利得益于中共委屈求全联将抗日的统一战线，炎黄子孙寄再次合作厚望于今朝。

1.3  迫降与反迫降：中共把政权和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坚持独立自主抗战

蒋介石及其台湾史学家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誓愿归顺”，是“乞降”。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谬言，未免荒唐可笑。不言而喻，在国共合作的谈判过程中，国民党确实不肯以平等合作为原则对待中共，力图迫使共产党投降就范。但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权、军队这两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不作任何实质性让步，把政权和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紧握手中枪，建立自己的总司令部，坚持独立自主抗战。

试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归顺”和“乞降”呢?恰恰相反，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极端复杂和极具戏剧性的谈判过程，是迫降与反迫降的激烈斗争过程。它甚至远比真刀实枪的磨擦与冲突更为惊心动魄。如果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

在1936至1946年间，国共两党之间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谈判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其结果是经过西安事变前后一年零九个月的谈判，终于迫使国民党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承诺两党合作抗日，共赴国难。

国共两党合作之后，中共基本方针是长期合作，即战时合作抗日，战后合作建国。毛主席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阐明要义：“所谓长期合作，不但是在战争中的，而且是在战争后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战争中的合作已经算是长期的了。但是还不够，我们希望继续合作下去，也一定要合作下去。有什么保证呢?保证就在：战争中的合作决定战后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主要的国共两党，必须同患难、共生死，力求进步，并经过长期努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不能。战争以后，长期同过患难的有了进步的两党，就造成继续合作的基础。那时的国内国际条件将更有利于合作，也是现在想要得到的。”报告还论述了两党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国家制度、组织形式、基本政策等。中共在合作中忠实遵循上述长期合作方针。鉴于此，才出现武汉时期两党关系和睦融洽景象，被时论誉为“两党蜜月”时期，全国各界均为之欢欣鼓舞。

但是，蜜月不再来。武汉失守后，由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以及日本侵华方针的调整，也由于中共在敌后力量燎原之势，国民党加紧推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国共关系逆转，反共磨擦接踵而至，直至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国共合作濒于破裂边缘。

在此期间，国民党在“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名义下，阻碍中共在敌后发展抗日武装，干涉中共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中共则反其道而行之，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壮大人民抗日武装，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根据地抗日政权；并严正声明：我党我军的发展是抗日需要，民族需要，义不容辞，刻不容缓。在国共关系恶化低谷期，限制与反限制成为国共斗争的主要内容。从“委员长”本意来说，他是想反共、抗日同时并举，并企图反共第一，抗战第二。

然而，民族矛盾始终是抗战时期主要矛盾。国共分裂，只会对侵略者有利，对国共两党来说，其后果恰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因此，国民党反共磨擦，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反反停停，走走看看，保持一定距离。中共反磨擦，也必然是根据“长期合作”的方针，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磨而不裂；并及时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灵活运用“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两党对自己的国内政策的这种制约，客观上仍然维持继续团结合作的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持抗战时期的民族统一，两党并举的抗战烽火大旗继续高高飘扬。

到抗战后期，中共根据形势需要，提出成立联合政府主张，国共两党一方面继续在对日作战方面进行合作，一方面就中共提出的抗战胜利后的继续合作——成立由各抗日阶级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问题进行谈判。其中有美国方面的插入和各民主党派的斡旋。谈判虽希望渺茫，但表明历经抗日战争考验，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已在全民族中形成共识。

2.  中共领导的抗日战争，时间长，规模大，牺牲重，意义深远

2.1  抗日游击战是中外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

抗战之初，为了建立全民抗日统一战线，红军顾全大局，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被国民党派到敌后日军占领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老蒋企图借刀杀人。毛主席将计就计，就汤下面，顺水推舟，站稳脚跟，借鉴《三国演义》，活用《孙子兵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采取游击战，灵活机动，声东击西，神机妙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日寇。”游击战争由小到大，遍地开花。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联防战、车轮战、蜂窝战、围困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建立广大根据地，作战形式千姿百态，变幻莫测，集小胜为大胜，八路军新四军迅速发展壮大，使日寇陷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

“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游击战古已有之，而中共将游击战争发展到更高层次：并非内线正面作战，而是外线敌后独当一面作战；并非小规模，而是大规模，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非短期，而是长期，贯穿于战争全过程；并非“流寇”式，而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并非孤立，而是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配合；并非仅仅由正规军承担，而是有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非永远停留在游击状态，而是逐步向正规战发展，使之成为战胜敌人的重要因素。正如毛主席所说：“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争，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样又广大又持久的游击战争，是颇为新鲜的事情，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形态。”

当年，一些国际人士和日军军官也认识到中国抗日游击战争伟力。美国军事评论家威尔纳写道：“在二战中，没有一个地方的游击战能够担当游击战在中国将要而且能够担负的战略任务。”日军一高级指挥官说：“中共八路军对日军作战，是一场任何条令都未写过、也从未体验过的特殊战争。他们长于夜间和山地远距离机动作战，因而日军常常处于内线被包围的境地。日军在千百次围剿战中基本上没有给中共军队重大打击。与此相反，在围剿中日军司令部、小部队和后方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事例却不胜枚举。”曾任日军大本营中校参谋的山畸重三郎，在战争结束后深有感触地说：“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争，但只有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进行的游击战，堪称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一种全民总动员、一致对敌的攻势战略，把男女老幼全部动员起来，发挥卫国卫民的主观能动性，造成冲击敌人的威势，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

到抗战胜利时，共进行游击战12.5万次，歼灭日军52余万，解放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1亿多，战果辉煌。

2.2  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宁死不屈，牵制和消灭大量日军，战略作用巨大

1938年，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全面准确分析了中日双方力量，将战争过程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场持久战的最后胜利者一定是依靠广大人民的中国。为抗日战争胜利指明方向，使当时尚处于劣势的中国看到胜利曙光。

中共东北抗联将领杨靖宇将军，战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惨无人道的日军解剖杨将军遗体，发现他肠胃里颗粒无存，只有树皮草根。日军对意志坚定无与伦比的共产党人肃然起敬。狼牙山五壮士壮烈跳崖，新四军“刘老庄连”全员战死，此类大义凛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八路军新四军步步为营的游击战拖住日军主力，使其寸步难移，最远只达宜昌，难以突破长江进犯重庆，战略作用巨大：一是使蒋介石大部分时间得以在重庆养精蓄锐，稳坐钓鱼台。二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将大批日军主力拖在中国战场，与艰苦卓绝奋战在太平洋战场的“二战”同盟军美军遥相呼应，减轻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美军得以集中军力打击法西斯。三是对苏联援助更大。苏联卫国战争之初，苏联红军在西部战线遭受德军重创，斯大林担心德日两边夹击，东北抗日联军拖住70万日本关东军，阻止日关东军进攻苏联，支援苏军能够全力以赴反击德军，为加速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大陆的彻底失败，早日结束“二战”作出重要贡献。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调集苏联红军帮助中国消灭了日本关东军。

在整个反法西斯的“二战”中，中共领导的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牺牲之重，作用之巨，前所未闻。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先烈鲜血换来的。中共在峥嵘岁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幸福，谱写了一曲永恒的英雄史诗，建立了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

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伟大胜利，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2.3  与纪律严明的“共军”相比“国军”溃不成军

一是抗战初期，蒋介石倒行逆施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将八路军新四军派到敌后日军占领区，企图借刀杀人。毛主席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深入敌后，迂回游击，以少积多，以弱胜强。

二是抗战中后期，蒋介石担心抗战胜利后，中共与他争夺天下，1941年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公然枪杀共产党人。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跃跃欲试，决心与国民党一决雌雄，内战一触即发。如果中共全力反击，内战必然爆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亲者痛仇者快。大敌当前，中共审时度势，顾全大局，以抗日为重，决定军事上采取守势，应对国民党可能发动的更大军事行动；而政治上采取攻势，向国统区人民及国际反法西斯力量揭露蒋介石反共阴谋。这一招果然奏效，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公开声明道歉，中共勉为其难将国共合作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三是抗战初期，“国军”虽曾一度打了几个硬仗，牺牲上百位将领，但是抗战后期“国军”纷纷投敌叛变，成为日伪军，连汪精卫的汉奸政府也是原国民党骨干组成，为虎作伥，助纣为虐zhùzhòu wéi nüè。

四是蒋介石乘中共全力抗日之际卧在峨眉山养精蓄锐，静观其变，日降后迅速下山抢占胜利果实。抗战胜利伊始，蒋介石威望一度高涨，甚至如日中天，与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并列为世界四大元首，但好景不长，不久就威信扫地，一落千丈。赴沦陷区受降的国民党接收大员满脑子“金子、银子、房子、车子、女子”，五子登科，搜刮民财，鱼肉百姓，荣华富贵，金玉满堂，接收变为劫收，沦陷区老百姓流行歌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蒋介石曾经捶胸顿足地反思道：如此腐败的党早就该完蛋了。他当然不甘心国民党土崩瓦解，令儿子蒋经国赴沪反腐，清查老虎，查到四大家族孔祥熙的公子小姐，宋美龄干预，蒋经国无可奈何。当时媒体就讽刺蒋经国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解放前夕，蒋介石已经被全国人民唾弃。毛主席指出，解放战争有两条站线：一条是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真刀实枪的战场，解放军势如破竹地追击穷寇“国军”；另一条是国统区人民声势浩大的反蒋浪潮。

国民党撤离大陆时，曾经积极动员大批有所建树的知识分子赴台，但随从者凤毛麟角。如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选出的82位院士，除了9位外籍和2位去世，赴台仅12位，其余全留大陆。大师们为何不随蒋介石去宝岛喝香吃辣？原因是对蒋介石了如指掌，国民党统治旧中国22年，其所作所为令人心寒，大失所望，共产党再坏也坏不过国民党。如为了笼络高级知识分子，国统区平价特供美国援助面粉，但朱自清先生宁愿饿死也禁吃。战后美国人为了扶日抑苏，置中国人民感情于不顾，放走日本战犯。朱自清先生在贫病交加、饥寒交迫中去世前联名抗议，并交待家人，宁愿饿死也拒绝磋来之食。

3.  通灵宝玉这块护身符，毛主席得到了，蒋介石丢掉了

3.1  在“七大”路线指引下，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配合，达成《双十协定》

抗日战争胜利后，日寇亡华压力已不复存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首位，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国内矛盾斗争焦点。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希望有一个和平、民主与团结的局面，以便重建久经战祸、百废待兴的家园。

在新形势下，中共坚持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伊始就已制定的战后合作建国方针，积极争取在和平民主条件下，共同建国。国民党则企图通过谈判达到一党专政目的，并争取时间积极准备内战，独享胜利果实。自以为稳操胜券的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中共虽清醒地意识到内战一触即发的危险性，并作好自卫充分准备。但中共认为，由于国际国内局势各种因素制约，蒋介石把全面内战强加于人民是心有余力不足，而争取一段时期的国内和平是可能的。

在中共诚心诚意的努力下，国内外和平民主力量密切配合，终于达成《双十协定》、《停战协定》以及《整军方案》，迫使国民党实际接受了中共产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分裂的一贯立场的生动体现，是中共“七大”路线的胜利。周恩来曾经指出：“政治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中共为策划和推进国家民主改革，为设计和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创立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这些协定、决议的签订与公布，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博得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

然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以为有美国的强大支援，可以一口吞掉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自作聪明地采取两面手法，即在签定和平协议的同时，置国内外进步舆论于不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单方面关闭国共和谈之门。1947年，更下令中共代表团及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人员限期撤回延安。至此，经过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的努力，而玉成其事并已坚持十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降下悲剧的帷幕。

3.2  由于与中共的关系，苏联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国际上才承认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

如果客观冷静地回顾往昔，不难看出，中共在历史上并无损于蒋介石。蒋介石是在大革命时期起家的。而在这个时期，中共不仅帮助了国民党，也帮助了蒋介石。只有由于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苏联才援助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大批武器。1924年10月，苏联一次就运来步枪8000余支，陆续派来政治、军事顾问，教官几十人，给黄埔军校无偿拨款200万元。黄埔军校1～4期毕业的5000名军事干部，就是在共产党大力协助下培训的。日寇侵华之后，中共以德抱怨，不仅把委员长从反共和消极抵抗的深渊中解救出来，而且使他成为民族领袖，其政治威望和军事、组织实力都发展到从未有过的高度；也正因为如此，国际上才承认中国是世界“四强”之一，蒋介石也成为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著名领袖人物。

可以设想，如果蒋介石在1936年、1937年坚决把内战进行到底，国共两党精疲力竭，两败俱伤，“渔人”趁收残局，那时委员长如果不沦落为溥仪或汪精卫的下场，也势必死在“皇军”军刀之下。因此，中共的两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再次协助委员长，也复兴和发展了国民革命事业。历史无情地说明：委员长真正要悔恨的，决非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并非“明知其为阴谋而依然中计”，而是他未忠实于第二次国共合作，未将合作进行到底。抗战胜利后，如果委员长实践其1937年3月在杭州会谈时向周恩来表示的“永久合作”、“我死后也不要生分歧”的前言，接受中共和平民主建国的方针，放弃一党专政，做一个全国人民拥护的民主联合政府的领袖，继续保持抗战中的光荣。委员长是决不会仓惶逃离大陆，遭万民唾弃的。

3.3  国民党联共则荣，联共则兴；反共则衰，反共则亡

毫无疑问，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曾经历两次合作和两次分裂。不论过去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也不管今天的人们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理解过去的历史，谁能否认，自有共产党以来，到国民党败走台湾时止，在28年时间里，政治观点上截然对立的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时间长于相互战争时间。

两党合作或处于非战争状态时间总计1921～1927年和1937～1946年共16年。第一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倡议的，其结果是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而分裂结果则使中国人民陷入十年内战之苦。第二次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努力促成的，也是国共两党共同努力的必然，其结果是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过去和今天的政治家们，站在不同角度，对于这种“和平共处”理解始终不同。但是，之所以选择“和平”而非战争，这毕竟是一种妥协，并且是相互间而非单方面的妥协。历史证明，委员长当时绝非不想“彻底”消灭中共，不是实不为也，而是实不能也。

两党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总计有1927～1936年和1947～1949年共12年；而分裂结果，则使中国人民在饱尝八年战乱之后，又卷入内战漩涡，而国民党也失去曾经拥有的荣誉和光辉。

因此，国共合作的根本经验到底是什么并不难回答。国共两党是近代中国两个实力最强大的政党，中国之命运如何，两党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两党合作，相互发展，历史前进，民族之幸，民族之福；两党分裂，必战火连年，人民受难，两党受损。恰如廖承志所说，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国民党联共则荣，联共则兴；反共则衰，反共则亡。这个结局的根本原因，在用六种语言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中，美国作家R·特里尔形象地把民心比作挂在贾宝玉脖子上的那块通灵宝玉。他在论及毛胜蒋败时断言：“通灵宝玉这块护身符，毛泽东得到了，蒋介石丢掉了。”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中华儿女肩负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解铃还须系铃人。海峡两岸人民应当共同努力，相互支持，为建立一个和平与合作、公正与平等、相互尊重与共同发展，普遍繁荣与不断进步的现代化“两制一国”而奋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