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何中共能够打造新中国？（3）

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处理好与其他亚洲国家关系，从“脱亚入欧”向“入亚入欧”转型，这一场“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思维导致的“无声革命”，是日本朝野长期孕育和思辨的产物。与前两次选择不同的是，日本无需完全抛弃过去政策，而是选择一条“中间路线”。安倍晋三在就任日本首相前到美国的“热身”访问中，在回答“日本外交是否仍然受到脱亚入欧思想的影响”问题时指出，日美关系和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互为补充，而并非相互排斥，即所谓“走中庸之道”。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安倍首相的外交路线是“中间路线”。其继任者福田康夫首相选择的也是典型的中间路线。后任首相麻生太郎尽管以其保守倾向著称，但也难以背离中间路线框架。

日本在任首相宣称：日本既是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一员，又是东亚社会的一员，如小泉时代参拜靖国神社而造成中日关系严重倒退；福田时代拒绝参拜靖国神社并积极推动中日关系改善，就是这条中间路线不同倾向的例证。小泉“把日美关系搞好，日中、日韩关系自然就会好”的说法反映“脱亚入欧”思想的倾向性；而福田访华时所提倡的“温故创新”，继承孔教儒家学说则反映“亚洲一体”的倾向性。

5.  革命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

5.1  土地问题是农民根本利益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毛主席精通中国历史文化，对农民问题洞若观火，对国情明察秋毫。中国革命首要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村是革命摇篮，农民是革命主力军，解放军是农民穿上军装，将近8300万名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没有农民群众的巨大牺牲，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团结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革命就无往而不胜。

“借问酒家何处去，牧童遥指杏花村。”凭何争取民心？锦囊妙计是谋求农民根本利益，解决土地问题。人民创造历史，可是历朝历代朝廷连土地都不分配给历史创造者，只有共产党组织人民打土壕分田地。土地改革运动风起云涌，热气腾腾，“耕者有其田”变为现实，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成为为土地主人。如果人民要巩固分享土地成果，就必须参加革命；如不革命，地主返乡团就会秋后算账，人民就会得而复失，吃二遍苦，走回头路，除了革命别无选择，逼上梁山，骑虎难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人民只有一步一个脚印跟党走，走向解放，走向光明，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5.2  “看见八路军格外亲”

抗战时期，为了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日，中共调整政策，改为减租减息，广大农民对中共心悦诚服，子弟踊跃参军支前，八路军兵源源源不断，而国民党只得靠抓壮丁扩充兵源。

生茂作曲，于文华、马玉涛原唱歌曲《看见你们格外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拉起了家常话，多少往事涌上心头。看见了解放军，想起了老八路，那一年，枪声响，同志们进了沟。刀劈狗汉奸，枪击敌人头，虎口里救出了众乡亲，狼群中夺回了羊和牛；一同打敌人，一同烧炮楼，一同闹减租，一同护秋收；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灯油。八年打走了日本兵，你们又去打蒋匪，迎接新战斗。从打胜利到如今。山新水新天地新，总路线，大跃进，公社的红旗插在咱们村。每逢我遇见那高兴的事，就想起当年的八路军。想亲人，盼亲人，山想人来水望人，盼来了老八路的接班人。你们是咱们的亲骨肉，你们是咱们的知心人。党的恩情说不尽，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格外亲。”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蒋介石当年并非不懂民心的重要性，而是解决土地问题就得向自己的阶级基础下手。1949年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总结教训，学习共产党土改经验，国民党才在台湾站稳脚跟。

5.3  分享发展成果激活动力源泉

人民群众既是历史创造者，也是文明成果享受者。马克思指出：在农民为主的国度，实现与广大农民联合，“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唐朝皇帝李世民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善于纳谏，乐于兼听，赢得“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秦始皇暴虐天下，苛政如虎，不信功臣，不亲士民，终致身死人手，江山倾覆。

只有给农民带来看得见实惠的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才能赢得农民心悦诚服的支持。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心甘情愿输粮输人，争先恐后保障物资供给，付出牺牲，无怨无悔，负担不可谓不沉重，根本原因在于党与农民切身利益一致，在于民心向背。

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共产党绝招和拿手戏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从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做起，激活动力，当年革命成功的奥妙和学问就在这里。古今中外普天之下都有反对执政党的声音，执政党符合民意与否，人民心知肚明，有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共产党能够满足人民温饱生活，其他党做不到。

5.4  农民负担是历史范畴，历代王朝兴衰与农民负担问题息息相关

“三农”问题本质是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突出表现在农民负担问题上。何谓农民负担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向农民征收的一切税费，包括明税暗税、乡统筹村提留、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以及集资、摊派、罚款等统称农民负担。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农民个人是集体经济组织内的生产者。收益分配扣除当年生产费用，包括种子、肥料、农药、燃料、机耕费、排灌费、农机具购置及维修费、耕畜饲养费、固定资产折旧等生产资料价值，国家税收和粮食统购任务，集体提留及管理费等。在这种收益分配体制下，先扣除后分配，农民未直接承受负担的切身感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再次赢得农民拥护。农民身份随之相应变化。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是市场经济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和财产主体，对土地享有充分经营使用权，直接支配利润，从而引起农民财产观念变化，唤醒农民主体意识，增加对外来负担的敏感性。

然而，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负担”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地方基层干部为了向农民收取税费，以言代法，以权代法，采取过激甚至高压手段，导致农村党群、干群矛盾积重难返，农村出现动荡。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

十六大后，取消农业税、发放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实施，农民如释重负，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好，红红火火，新农村发展进入新时代。

6. 发明三大作风传家法宝，实行高度民主和廉洁

6.1  实行三三制，政风清明

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民主普选，一人一票，采用原始投豆法，选票是黄豆粒，每位候选人背对选民而坐，老百姓愿意投谁就把豆子给谁。规定共产党员在政权里只占1/3，另两个1/3一是左派、二是中间派。陕甘宁边区选出的党员往往超过1/3，只能忍痛割爱。

无规矩不成方圆，改进作风从党的第一代开国元勋开始。不论正史或野史怎样记载和描述，一个众所周知、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周总理的衬衣穿了大半辈子都舍不得换。安贫守拙、从未红过脸的邓颖超大姐为丈夫的执着黯然神伤，悄然饮泣；毛主席的睡衣、外套大补丁上缝着小补丁，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一顿米饭舍不得吃一块红烧肉；革命烈士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说：“清贫，正是革命者战胜敌人的熔炉。” 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秘书长等老一辈革命家艰苦朴素、勤俭节约、高风亮节的作风和家风，深深影响了共产党将近一个世纪，对社会风气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也给近平那幼小的心灵刻上深深的烙印。世界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至今无人超越，他揭示成年的心理暗示源自童年的生活体验、印象和梦想。

6.2  邓小平先斩后奏枪毙贪官，毛主席“挥泪斩马谡”

1931年瑞金红色政权建立伊始，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领导长达两年的整贪运动，先斩后奏，枪毙的第一个贪官是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毛主席指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举不下去，严惩腐败是共产党天职。

早在抗战初期，毛主席就要求以《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经验为镜鉴，总结明末农民起义失败教训，警惕共产党骄傲和腐败。江青历来自命不凡，孤芳自赏，有自题五言诗为证：“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毛主席常常告诫江青“人贵有自知之明，要常常想到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

1937年延安发生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桃色事件”。 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勇冠三军的革命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毛主席“挥泪斩马谡”，根据红军纪律处以黄克功极刑。毛主席痛心疾首地说：“黄克功犯下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共产党与红军，对于党员和红军战士必须执行比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具有历史意义的是，1945年党的“七大”毛主席发明整风运动传家法宝，创造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是真学问，大学问，真才实学。毛主席在七大会议上曾经自豪地说，解放区十无：一无贪官污吏，二无土豪劣绅，三无赌博，四无娼妓，五无小老婆，六无叫化子，七无结党营私之徒，八无萎靡不振之气，九无人吃摩擦饭，十无人发国难财。这十个方面，国民党统治区全有，国民党垮台与腐败有直接关系。

6.3  毛主席充满信心：“不当李自成，进京考个好成绩”

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新中国既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又不照搬苏联模式，而实行基于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西方式议会制和多党制在中国并非未曾实行，然而其结果不仅没有拯救中华民族危难，反而使“国家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最终宣告失败。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对即将走上执政舞台的党的工作中心作出转型部署：“我们能够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毛主席高瞻远瞩向全党敲起警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前往北平。周总理劝睡眠不足的毛主席注意休息，毛主席兴奋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嘛，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总理说：“我们应该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主席充满信心：“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7.  建国体，立宪法，反官僚，反腐败，严吏治

7.1  民盟主席张澜与毛主席同站在天安门城楼，胡风题诗：“时间开始了”，美国学者费正清描述：“中共在人民大众欢欣鼓舞的民主氛围完成建国大业”

1949年6月，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建国大计。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地位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与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

10月1日下午3时，天空门前人山人海，毛主席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激情洋溢的长诗，题为：“时间开始了！”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民盟主席张澜已77岁高龄，与毛主席站在一起。看到他穿着一袭旧布长衫，毛主席笑道：“表老太俭朴了。”民主建政激发了从普通民众到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巨大的参政议政热情。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6位，其中党外人士3位；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副总理4位，党外人士2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辖34个部委中，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的党外人士多达14名。从张澜到“七君子事件”主角之一、上海滩大律师史良，再到罗隆基和李济深等，纷纷走马上任。政权属于统一战线性质，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护支持。因此，与其说中共执政地位是打出来的，不与说是人民授权选出来的。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写道：“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大众情绪，由于对中共的信任不断增长，是一片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在一种民主氛围里完成了建立国家政权的一系列工作。”

7.2  毛主席主持讨论制定中国首部民主宪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专门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在组织8000多人讨论、修改基础上，全国1.5亿人参与建言，征集各方面意见118万多条。首次普选产生1226名人民代表，行使人民意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等，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制度，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9月党的八大，毛主席号召提高全党马列主义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发扬优良传统，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会上向全党敲响警钟：“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染上官僚主义毛病。我们既需要实行党内监督，也需要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监督。”执政党将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代价。从1957年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再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执政党经历长达20年的曲折，从反面反映执政规律性要求：“执政”意味着建设与发展，而非斗争与破坏。

7.3  毛主席建议重读总结千百年治吏经验教训的《资治通鉴》

毛主席进京前忧心忡忡的问题爆发，由于缺乏战争年代残酷环境和艰苦生活的体验，少数年轻党员干部争名夺利，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习气沉渣泛起，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时有露头。

在九大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对建国后党的干部质变过程伤感地说：“我们不进城吧，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住，所以进城是好事。进城以后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总结千百年‘治吏’经验教训的《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腐化，胡作非为，而国家无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揭竿而起。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问题若是成堆就积重难返。崇桢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去了哟。共产党不是明朝崇桢，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