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何中共能够打造新中国？（2）

4. 为何日军发动侵华战争？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曾经三次面临十字路口选择和转型。

4.1  第一次转型：脱亚入欧，富国强兵

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世纪中叶。当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用鸦片和炮舰打开中国大门，并于1842年威逼中国与英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时，日本反躬自问:日本从中国鸦片战争失败中如何吸取教训?是继续坚持闭关锁国的排外政策，还是洗心革面走一条与中国迥然不同的革命性道路?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改革开放，日本工业化崛起，国力大幅度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从以农业为主的封闭性封建国家向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军事强国转型，脱胎换骨，弱肉强食，军国主义兴盛。

在2000余年历史长河中，日本作为中华文明的“热心弟子”，视中国为文化母国，这一身份认同在19世纪中叶受到严峻挑战。随着中国被西方国家入侵与分割而日渐虚弱，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出现180度大转弯，由仰视变为俯视，不屑与中国为伍，尊重与热爱中国文化的思想潮流被轻蔑亚洲社会的心态取代，当时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富国强兵”，即日本应脱离当时仍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及其他亚洲社会，与欧美发达国家结盟，按照欧洲国家发展模式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加速现代化，跻身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行列。日本仿照西方列强对包括亚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殖民侵略、野蛮扩张，殖民朝鲜、占领中国、入侵东南亚等一系列侵略行径愈演愈烈。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朝鲜、中国的甲午战争。清政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5年4月，中国被迫与日签订继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再次把中华民族带入灾难深渊，直到二战结束终结。

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分析其心理因素道：“长期以来，日本有一种崇拜强者、轻视弱者的心态，习惯于或成为强权大国的追随者，或成为周边国家的领导者，而不知如何与其他国家平等相处。历史表明，日本总是与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结盟：先有英国，又有德国，后是美国。在现阶段，日本还是会跟美国走，而到下一阶段，如果中国成为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国时，日本就会投向中国怀抱。”

4.2  第二次转型：从侵略战争到和平发展

由于1945年二战惨败，日本面临近现代史上第二次转型。

痛定思痛，何去何从? 怎样在战争废墟上实现复兴并重返国际社会?1947年时任首相吉田茂提出优先发展经济的国策，史称“吉田主义”，实施新宪法，从战争向和平发展转型，即从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政体向民主多元、和平发展转型，全盘西化（美国化）成为日本社会发展趋势。

1）日本产业结构创新学说

以发展中国家独特视角研究产业结构理论的日本经济学家有：筱原三代平、马场正雄、宫泽健一、小宫隆太郎、池田胜彦、佐贯利雄、筑井甚吉等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假设和模型风起云涌，其中著名的是“动态比较费用论”、“雁形态论”、“边际产业扩张论”、“技术群体结构”等。

筱原三代平主要研究经济周期理论和产业结构问题，成果包括《日本经济成长和循环》、《收入分配和工资结构》、《消费函数》、《日本经济之谜—成长率和增长率》、《产业构成论》、《现代产业论》等。1955年，筱原三代平提出“动态比较费用论”，认为后起国幼稚产业经过扶持，劣势产品可转化为优势产品，形成动态比较优势。按照李嘉图静态比较成本学说，发达国家重点发展收入弹性高的重工业等，而发展中国家只发展收入弹性低、技术进步率低的农产品等初级产业。将加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如果日本信奉教条主义，墨守陈规，照抄照搬，难以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筱原三代平从动态发展角度批判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倡导扶持国民经济举足轻重、发展潜力大的产业，从而取得动态比较成本优势。通过何种途径实现？二战后日本政府依据动态比较成本说，制定扶持若干幼小产业政策卓有成效，成功典型是汽车工业。

1932年、1936年、1957年、1965年，二战前后，赤松要（Akamatsu）从后起工业国日本国情为视角，重新审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纤维、钢铁、汽车等产业发展路径，立足于东亚国际区域，先后开创和完善产业发展“雁形态论”， 阐发产业发展遵循三个互动的雁行模型，：一是产业发展从接受转移到国内生产，再到向外出口三阶段，即“进口－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出口”模式相继更替发展；二是从一般消费品到资本品或从低附加值到高附加值产品的第一模式演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三是产品第一模式在国别间动态演化传导，后来者效仿工业化先行者。

主张本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结合，产业结构国际化，后起工业国可通过“进口→当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周期循环四个阶段，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随着进口不断增加，国内生产和出口形如三只大雁展翅翱翔，以此表述后进国家工业化、重工业化和高加工度发展过程，并称之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

1984年，康明思（Cumings）运用雁行模式解释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动态关系。

1978年，小岛清（kojima）将新古典经济学原理引入产业转移分析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与比较优势、产品生命周期及雁行模式结合，修正东亚雁行模式机理，提出“边际产业转移扩张理论”，通过产业空间移动，克服产业劣势，扩张边际产业，显现潜在比较优势。反映经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形式，为日本对外产业区域转移方式鸣锣开道。

2001年，小泽辉智（Ozawa，Castello）完善雁行模式，提出增长阶段模型，认为跨国公司可在产品生命周期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

1957年，筱原三代平在“动态比较费用论”基础上，提出主导产业选择原则和基准。原则是比较优势明显，经济效益好，增速快，关联效应强，前景光明。

基准即“筱原两基准”：“需求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

市场自发调节形式，以美国为代表。市场竞争和供求关系能够促进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

政府积极干预形式，以日本为代表。国家通过制定产业政策，选择主导产业及发展序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

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表明，主导产业演替顺序：纺织工业→食品工业→重化工业→汽车工业→家用电器工业→计算机→生物工程→航天工业等高技术产业；演替逻辑：非耐用消费品产业→原材料产业→耐用消费品产业；需求结构演替逻辑；维持基本生存型需求→中间型需求→满足享受发展型需求；要素结构演替逻辑：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关联度低到关联度高的渐进转型过程，进而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主导产业不断演替结果。启示后发工业国在选择主导产业及其群体时，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成果，循序渐进，充分发挥主导产业及其群体优势，争取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实现现代化。

1993年，关满博比较研究日本与东亚各国及地区产业技术结构，创造产业“技术群体结构”，构建三角形模型，反映国际产业区域转移由消费资料产业向资本资料产业、轻工业向重工业、原材料工业向加工、组装工业结构演进趋势。主张放弃明治维新以来百余年形成的传统“齐全型产业结构”，顺应潮流，突破区域限制，提倡网络型国际分工，在全球中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中保持领先地位。

追求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日本一贯奉形的政策方针。20世纪60年代从农业、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化转型，70年代向知识集约化转型，80年代向高度技术集约化转型，90年代则向知识创造型转型。

欧美等工业发达国家通常采有产品循环发展模式，工业发达国家率先开发新产品，开拓国内市场，当国内销售上升时，向后发工业国出口并逐步扩大市场份额。随着该产品生产技术普及和竞争者涌现，为了维持国外市场份额，工业发达国开始向后发工业国直接投资，就地生产。最后，发达国家放弃该产品生产转向开发研制更高级技术，开始新一轮产品循环。

为了弥补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差距，日本遵循“进口—国内生产—出口“雁行形态发展模式，实行国际产业区域转移，促进产业更替发展。当雁行形态发展模式结束后，并进入产品循环发展模式。

2）日本产业结构特征

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1955～1965年，为适应战后百废待兴情景及日本资源禀赋国情，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应运而生。在其形成和发展前期，具有合理性，大力推动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日本有句名言：“只有首先成为制造大国，才能成为研发大国、市场大国；没有发达的制造工厂，新的科学技术就不能转化为最终产品，实现价值。”机械工业成为生产主导产业，后又成为出口主导产业，出口贸易急剧扩大，出现大量贸易盈余，形成以重化学工业高加工度产业—机械工业为贸易和生产中心的产业结构，即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

一是垂直型加工贸易。汽车、电器机械、一般机械、钢铁、精密机械等工业制成品属于出口型，而粮食、原料、燃料等属于进口型。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是垂直分工的产业间贸易发达、而水平分工的产业内贸易落后的特殊国家，具有典型的垂直分工贸易特点。二是以加工组装度高的机械工业为核心，形成三足鼎立局面：比重下降的轻工业，比重变化稳定的化学、金属工业，以及比重快速上升的机械工业。作为资源贫乏国家，依靠深度加工产品获得贸易利益。

三是机械工业外向型发展。从纤维产业向机械产业外向型转型。

脱农化。二战结束伊始，农业潜在剩余人口流出，农业规模相对缩小。60年代中期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形成后，非过剩型人口流出，农产品自给率下降，农业与工业脱节。

第一，非过剩型人口流出。1950年，日本农业人口为3800万人，占总人口43%。朝鲜战争时期，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一方面，农业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第二和第三产业，劳动力需求扩大，农业内部两极分化，加快农业人口流出，年年递增。1958年流出人口达54万，到1963年，流出人口达到93万人， 1970年后年均流出人口在80万以上。另一方面，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连年下降，1955年41%，1960年32.6%，1965年24.5%，1970年19.4%，1975年13.8%，每5年平均下降5%以上。快速“脱农化”过程举世无双，不仅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骤降，而且产值比重每况愈下。1955年农业比重占23.1%，1960年降为14.9%，1965年11.2%，1970年8.6%，1975年仅占6.6%。

第二，农产品自给率下降。与美国和法国脱农化迥然不同，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下降，进口农产品依赖度增加，除了大米以外，小麦、大麦、大豆、水果及肉类等农产品难以自给。不仅根源于非农业产值比重快于农业产值增速，而且根源于农业产量增长低于需求总量增长。

第三，专业农户少于兼业农户。1970年，兼业农户中非农业收入大于农业收入的农户占50.7%。

第四，农业劳动力老龄化、女性化。农业劳动力大量流出结果是青壮年劳动力减少，1970年，女性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比重为61.5%，40岁以上妇女占全部女性劳动力66%。男性劳动力占农业劳动力38.5%， 40岁以上男性占男性劳动力69.4%。与非农业相比，农业劳动力67%在40岁以上，而非农业40岁以上劳动力不到37%。

第五，农业与其他产业关联度下降。逐渐成为孤立产业，日益失去提供工业原料作用。一般来说，食品工业与农业生产关系息息相关，但日本采取进口大豆、小麦、蔗糖、玉米等产业用原料政策，建立临海型制粉、制油、制糖工业，淡化了食品工业与农业生产的相关性。既是农业规模急剧缩小原因，也是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在农业中的具体反映。

依附于制造业的批发和零售业。第三产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以及运输、通讯、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产业和服务业。以机械产业为核心的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深刻影响第三次产业发展。一是厂商主导型。厂商控制批发，专营零售网点，委派店员直销。二是政府主导型。其他产品自由流通，大米产销实行国家统制。

政府控制型金融业。一是政府严格控制金融业，并规定银行利率和外汇，保证大规模资金供给安全性和稳定性。二是金融体系简单易控，大多局限存贷款，如1975年企业从银行借入款占总负债比重55.4%，而直接融资即有价证券仅8.2%。三是银行与企业关系密切，企业围绕银行组建集团。银行与企业贷款关系稳定，是企业最大股东，有利于企业筹款，减少筹资风险，及时得到开发资金。

倾向于产业的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产业是指交通、运输、通讯、水电煤气，以及环境、住宅、医疗、社会福利、国土保护、教育产业等。产业基础设施主要指道路、交通、运输、通讯、水电煤气等面向产业的部分。而生活基础设施主要指后几项。作为典型的赶超型国家，制造业发达，注重扶植产业基础设施，而忽视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1961年，池田内阁实施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前5年优先发展产业基础设施，后5年则充实生活基础设施，促进了高度加工贸易型产业结构形成。如1955至1973年，电力、铁路、公路等产业基础设施占财政投资比重年均高达90%以上，产业基础设施与生活基础设施比例为2：1。

3）道奇政策及其效果

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硝烟尚未散尽，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国正迅速落入共产主义统治之下”，美苏争霸“冷战”拉开帷幕。美国为抵制共产主义势力“浸透”，极力扶持德日等战败国复兴，从1947年起一再缓和日本赔偿计划，增加对日援助。并声明要把日本变成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

基于罗斯福总统倡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固定汇率制，美国首先在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继而在日本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翻版“道奇计划”，促使日本实现三个转变：通胀经济转向稳定经济；统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经济运行机制乃至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意义深远。

浅井良夫在《道奇计划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指出：“道奇计划”实现了劳资关系、通货稳定和对外经济关系等三个稳定。三和良一和山崎广明则在《通商产业政策史》中揭示，道奇基本方针是实施三大政策:控制国内总需求，降低过剩购买力，扩大出口；制定单一汇率，取消补贴，建立市场合理化机制；提供投资资金，扩大生产，促进日本经济复兴、自立与稳定。二战后，“日本经济是坐在一辆摇摇晃晃的破车上走过来的”。

战败初期，美国紧锣密鼓调整远东战略步伐，在非军事化与民主化方针下，日本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一系列重大改革。1947年美国共和党选举获胜，抨击政府援日政策加重美国公民纳税负担。

在“冷战理论”和“纳税者理论”鼓噪下，美国政府调整对日政策，受命赴日推行经济稳定计划的约瑟夫·道奇以丰富经验灵活把握美国政府“原则”，对日本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可归纳为“三紧四缓”。 即三项经济紧缩政策和四项缓和措施。

三项经济紧缩政策：一是编制“超平衡紧缩预算”。财政预算失衡是导致通货膨胀祸根，既要防止象西德那样货币贬值，又不能照搬苏联式物资统制，只能通过财政平衡解决日本通货膨胀。二是强化税收。创下“明治，大正、昭和年代以来”日本税收率“最高”纪录,支撑了超平衡财政实现。三是停止金融公库贷款，限期收回放款。

四项缓和措施：维持财政补贴，增加对日援助，设立美国对日援助回头资金，金融缓和，“财政还流资金通过金融渠道再次放出”。

封建末期以来，日本锁国和开国各有两次。欧美列强用“商品加大炮”打开德川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虽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方式大相径庭，但照旧是实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

1930年，昭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战争，自由市场经济转向国家垄断统制经济，因连续15年侵略战争升级而反锁国门，尝尽苦头。既是政治彻底孤立直到最后破产过程，也是其内外经济机制变形、脱离“常轨”过程。

1949年，道奇针对日本经济病灶,对症下药，开出药方，有的“一刀割除”，有的缓而治之，卓有成效，事半功倍，不仅迅速实现经济稳定目标，而且推动日本经济体制“转轨”与“接轨”。打破封闭，重返国际社会舞台，与国际经济的自由市场机制“接轨”，统一汇率，“贸易立国”，改变现行外贸体制，使日元具有国际兑换性；废除经济统制，恢复市场机制。

道奇计划仅实施一年，一直象恶魔缠魇日本的通货膨胀便基本得到控制。

1955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成为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员。进入20世纪60年代，日本又走上贸易、资本全面自由化道路，经济起死回生，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发展是通过市场竞争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实现。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虽使市场万能观有所改变，奉行凯恩斯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自由竞争“原理”和市场机制。二战结束后，自由市场竞争“秩序”重新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奇可称为日本第二次开国“开锁”者。

战后不到20年，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成为亚洲经济起飞领头雁，并迅速超过英、法、西德等欧洲诸强，追赶美国，成为世界经济体老二。

4.3  第三次转型：从脱亚入欧到入亚入欧，“带倾向性的中间路线”导致“无声革命”

从“脱亚入欧”向“入亚入欧” 的第三次转型，酝酿于20世纪末期后冷战时期，并在21世纪初历经小泉、安倍和福田三届内阁逐步形成。

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苏联解体以及全球化和地区主义趋势不断加强，日本也经历一系列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日本经济经历“失去的十年”困境，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随着亚洲经济复苏与高速发展，尤其是中国连续30余年经济增长广受国际社会关注，以及冷战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启动，给日本带来全方位冲击，“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指出:“历史表明,当国家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时候,它们往往变得极其过分自信。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格局再现。到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业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中国曾经是在东亚居支配地位的大国,时间达2000年之久。但是自从1885年以来,它一直从属于西方和日本。中国人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因此,他们希望恢复在世界上理所当然的地位。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或20年仍以现速发展，那么中国将有能力重建其1842年以前的东亚霸权地位，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角度思考问题，把世界看作既是多元化、又是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在这样一个恰如费正清所揭示的‘中西方文明大冲突’的多元世界，任何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中美关系那样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美国一贯反对由另一个强国主宰欧洲或东亚，为了防范于未然，美国在20世纪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因此，未来世界和平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美两国领导人协调各自利益的能力，以及避免升级为更加激烈的冲突甚至暴力冲突的能力。”前英国外交官乔纳森•克拉克说;“中国使人不安地想起凯泽•威廉笔下走向世界大国地位的德国。德国觉得,它在19世纪争夺殖民地的控制权过程中受到欺骗。中国不无理由地觉得在国力虚弱时受到日本和西方的欺凌,它要清帐。”

从20世纪90年代浮出水面的朝核危机风波迭起，推波助澜，更触动日本内政外交的敏感神经。无论是“以强对弱”还是“以弱对强”，这两种关系日本应对自如，而面对中国崛起后在东亚地区双雄并立的“以强对强”新局势，日本朝野阵脚呈现一片荒乱，无所适从，新一波民族主义情绪应运而生，政治保守化倾向加深，这一思潮代表是老牌政治家小泽一郎提出的“普通国家”概念。显然，“脱亚入欧”已经不符合国情，日本在新的十字路口的历史反省触及灵魂，面临重新定位的第三次转型，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社会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