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只“对上负责”就是不负责

只“对上负责”就是不负责

周人杰在《中国纪检监察报》撰文指出,“对领导很负责,对群众不负责”;“对富商很负责,对平民不负责”;“对鼓动很负责,对行动不负责”——这是群众对当下个别领导干部画的像,形象勾勒出一些干部脱离群众的漂浮作风和官僚习气。

官僚主义之弊久矣,现实表现却大抵相类:落实领导指示不过夜,遇到群众困难躲着走;一提招商引资就眉飞色舞,一碰群众上访便满面愁容;政策宣传喜好大张旗鼓,贯彻落实却大打折扣。凡此种种,一切工作的重心都以“政绩”为忧、以“升迁”为虑、以“私欲”为重。

当前,正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之际,中央将官僚主义列为脱离群众“四风”之一,要求集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整改,可谓恰逢其时。

总听一些基层干部“心寒”“叫屈”:不对上负责,事情就不好办,事后容易“穿小鞋”。这其中,固然有个别人对“为民”二字的淡忘,但也确有“指挥棒”的紊乱。所以说,根除官僚主义的积弊,必须革新政绩考核机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把好干部选用起来,需要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从评价内容上看,唯GDP论,自然容易催生数字注水,而统筹民生改革、社会进步、生态效益,才能引导干部眼球“向下看”;从考核程序上看,是重视“官声”,还是多听“民意”,决定着为政者注意力在“显绩”还是“潜绩”。

搞活动,最怕就是一阵风,思想教育固然很重要,长效机制才能治本、治心、治人。

今天,怎样才能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为企业服务与为群众服务”、“为党立言与为民鼓呼”,统一而非对立起来,考验基层治理者的境界与水平,更警醒顶层设计者从长计议。

形式应该简化 内容不能稀释

宋庆森《新华每日电讯》撰文指出,在大力改变作风的时候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在简化形式的同时,工作质量的下降。

党的十八大之后,新的领导集体在总书记习近平的领导下,有了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特别是下功夫改变了工作作风。轻车简从,压缩会期;文件短了,简报少了;开会少了照本宣科念稿子,对领导人新闻的报道简化了。一股新风传来,大家拍手叫好。

但是,凡事都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大力改变作风的时候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在简化形式的同时,工作质量的下降。比如,有的领导上台宣布不念稿子,将稿子一搁却说不出所以然,甚至信口开河,跑离会议主题;有的会议不管内容重要与否,一味压缩会期,本该认真研究的讨论发言,每人限三分钟,蜻蜓点水都不及;精简文件,不管内容如何、重要程度,不问青红皂白,统一压缩一半。

这样,从表面上看,形式简化了,但内容却往往稀释了。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是最省力气的事,而且是另一种形式的形式主义。背后却是不负责任,甚至是懒政、怠政。

生态文明的两个特征

马凯在《求是》撰文指出,生态文明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在空间维度上,生态文明是全人类的共同课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是对全人类的威胁和挑战,生态问题具有世界整体性,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从全球范围考虑人与自然的平衡。在时间维度上,生态文明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始终面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永恒难题,生态文明建设永无止境。人类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解决矛盾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循环往复,促进生态文明不断从低级向高级阶段进步,从而推动人类社会持续向前发展。

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求人们自觉地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形成人类社会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方式。

应为“常回家看看”留自治空间

傅达林在《京华时报》撰文指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精神赡养已成为老年人权益的重要内容。面对2亿多老年人口且每年新增近800万的趋势,国家立法必须直面老年人的精神权益诉求,以体现立法的导向,向社会传递关爱老人的正能量。为此,新法规定,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这一倡导性条款,被广泛解读为将精神赡养从道德责任“硬化”为法律义务。

在这种背景下,无锡判例第一时间出炉,期求印证新法的落地与可诉,用心可谓良苦。但这并不能证明,司法今后将成为破解老人精神赡养难题的主路径,或是拯救家庭代际感情疏远的尚方宝剑。相反,司法在介入此类纠纷时应当保持理性克制,为家庭矛盾的化解和修复留出足够的自治性空间。

在介入范围上,应立足个案中未能“常回家看看”的缘由,将司法强制干预限定于那些主观故意、有条件而不尽精神赡养的情况;在介入方式上,要更加注重社会效果,不能单纯用法律效果追究表面上的案了事结。就此,宜多采取庭下和解、司法建议、判后说法等柔性手段,真正将关爱老人精神需求的立法目的,传递给案件当事人以及社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