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生态文明的中国觉醒（3）

（五）今天的中国，就处在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环保意识觉醒的时代。

从1997年开始，环境污染纠纷直线上升，每年递增25%，到2002年已超过50万起，环境维权成为社会热点。2005年以来，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到厦门、大连、宁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项目，再到最近的广东江门核燃料风波，环境公共利益冲突日趋尖锐，对抗方式也更加激进。

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保意识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领导干部落后的发展理念。

事实上，从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准伐木、夏天禁止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的禁令。在粮食危机随时可能引爆的古代，对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是饥荒，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守住底线。到了当代，这样的观念被“GDP至上”的政绩指挥棒所取代。这种理念延续了“超英赶美”的传统，又有着近几十年“发展主义”思想作依托，一时之间很难扭转。

在很长时间里，地方干部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式，其中心内容是“经济锦标赛”，经济业绩成为考核任用干部最简便易行的标尺。迅速改变一地之面貌、实现民生之发展，变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只争朝夕的现代化，让很多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冲动。与此同时，受制于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局限，环境问题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这样的背景之下，环保部门的尴尬也就在所难免了。

法律授予环保部门的是检查权、罚款权和建议权。但是在基层，这些职能有时会被各类土政策阻挡，有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的长官意志扼杀。权力一旦可以绕过法律，决策也就可以抛开程序。很多大型项目上马时，不透明的环境评价过程，不充分的公共决策参与，其实质往往是为了让项目顺利过关。可一旦遭遇公众的抵制，这些工程无论环境影响如何，通常都会迅速下马，形成“一闹就停”的示范效应，让一些并不理性的邻避运动得到不应有的鼓励，也让一些本属必要的项目中途夭折。

权与法的冲突，理性与欲望的龃龉，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较量，剪不断，理还乱，成为环境改善的羁绊。对此，环境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环境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实质上是“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

（六）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国家成为工业大国而不曾遗留环境破坏问题、付出艰难治理的代价。

泰晤士河曾经看不到一条鱼，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规防疫接种，英国政府经过20多年的艰苦整治，才将它变成洁净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历时近30年方见成效。美国洛杉矶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受光化学烟雾困扰，治理60多年，到20世纪初才基本打赢这场“蓝天保卫战”。即便如此，洛杉矶地区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标，大约有100万成年人和30万儿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6亿美元。

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之路，多则二三百年，少则100多年，其环境问题是分阶段出现的。我国的工业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快速发展阶段则是近30多年，环境问题呈现压缩型、复合型特点。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新旧问题叠加，污染机理更加复杂。加之观念、政策、制度、管理、技术的滞后，解决起来自然更加困难重重。

一方面，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现状，就像一个人长期透支身体，积劳成疾，多病缠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有其客观规律，只能遵循，无法超越，解决起来得有耐心；

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通常在人均GDP1万美元时才出现环境拐点，而我们现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发展阶段的升级。以韩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人均5000美元时环境就开始好转了。它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

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发达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统筹协调、标本兼治，探索一条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的发展新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

转型，首先是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继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推动技术创新、降低节能环保技术成本，逐渐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产能，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