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陕调查”：走群众路线的典范（2）

■毛泽东痛批教条主义，张闻天为弥补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缺陷，主动要求到农村去“补课”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战略任务。但是到1941年前后，中共中央发觉这个战略任务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教条主义顽症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清除：“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的存在着。”党内存在着不注重研究现状、“闭塞眼睛捉麻雀”，不注重研究历史、“言必称希腊”，“为了单纯的学习”、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的“极坏的作风”。

毛泽东认为，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于是，1941年3月，他整理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在“序言”和“跋”中对那种“下车伊始”、不做调查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的作风提出严肃批评，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号召全党同志“眼睛向下”、“向群众学习”。5月19日，他在给延安高级干部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痛斥教条主义，指出：“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土地革命后期党中央领导所犯的错误，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时间更长，后果更惨，其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克服主观主义要从中央政治局同志做起，“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论述，深刻地触动了当时党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要大力动员用马列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表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他认为，土地革命后期的路线是错误的，“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因此，要坚决“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并且，他在认真反思之后提出：“过去国际把我们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央机关来，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据此，他决心到农村去考察，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央的号召。

1942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了张闻天的申请。他遂组织“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深入陕甘宁边区的绥德分区和晋西北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史称“晋陕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