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笔者在访问俄罗斯时曾与彻底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交谈了4个多小时。他从苏联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卫国战争胜利、人民的全面福利、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振兴等六个方面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笔者在与俄罗斯科学院某院士交谈时，他痛切地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沉痛灾难为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个别超级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他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员，现在箱底仍放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10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但我们从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灿烂的希望。”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从美国回到俄罗斯。他的回国之行经过精心策划，先到远东，然后乘火车横贯大半个俄罗斯，最后到达莫斯科。他一路上会见各界人士，发表一系列谈话，基本上重复了前一年在西欧访问时说过的话，只不过有时语气更加激烈。回国后他曾到各地访问，实际接触到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现实，有了更深的感受，并在与各界人士的交往中对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因此他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更加具体，更加全面，也更加严厉。他在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二十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中回顾了历史，指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三个“乱世”之一，认为新的当权者所推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且造成了思想意识和道德的危机，俄罗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复兴。（《新世界》1994年第7期第171～173页）他在杜马的讲话里说，现在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最曲折、最痛苦、最荒谬的道路”。他列举了俄罗斯人民在新政权下遭受的种种“灾难和祸害”以及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实行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政治”。（《真理报》1994年11月1日）他在《论俄罗斯现状》一文中又说，在当今的俄罗斯没有什么民主，主宰国家命运的是“由过去共产党政权的上层精明的代表人物和用欺骗手段发了大财的暴发户”变成的一百五十个到二百个寡头。他把俄罗斯发生的事情称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把俄罗斯社会叫做“残酷的、野蛮的、犯罪的社会”。（《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12月5～11日）1998年他出版了一本名叫《崩塌中的俄罗斯》的书，继续对现实继续批判，同时重申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在私有化进程中用各种手段进行掠夺而成为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几次要求宣布私有化为非法，把寡头们据为己有的财产还给人民。索尔仁尼琴对现实的批判十分激烈，这使得丘拜斯也感到意外，后者在一次谈话中说，索尔仁尼琴对当代俄罗斯的那种仇恨，“就连在久加诺夫那里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了”，“今天索尔仁尼琴的立场是与专门机关的最反动的部分以及与俄共一致的。”（《生意人报》2000年8月1日）
延续了三十来年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覆灭，也就不再存在了。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并不因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或掌权，相反，他们仍被抛在边缘，其中有的人仍然对新政权采取反对派立场，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持不同政见者”。这批人过去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先是挟外自重，后直接投靠外国，成为外国敌对势力手中的工具。然而结果却被西方抛弃，又受到理应引他们为同道的苏联“改革派”和俄罗斯新的当权者的冷落，给自己留下的只是一段不大光彩的历史和一堆煞费苦心编造的、正在失去利用价值的谤书。他们的结局具有双重的悲剧性。应该说，他们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行了反思，思想发生了变化。他们的新的认识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结果，而是通过自己痛苦的经历和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得出的，因此值得格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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