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

【编者的话】今年年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的“雾霾天”，引起公众普遍关注。5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为我们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指明了方向。本期“观察”版围绕如何推动上述“三个发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进行探讨。

从战略高度破解环境污染难题】

——访国家林业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耕教授

本报记者　杨学博

环境污染问题由来已久，许多国家和地区一直在“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怪圈中徘徊。“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局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严耕教授。

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

记者：环境污染是许多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普遍问题，我国也不例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严耕：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曾经走过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发展，许多国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英国是最早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伦敦在很长一段时期是著名的“雾都”。1930年，比利时爆发了世人瞩目的马斯河谷烟雾事件。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指出：如果不加强环境保护，人类将迎来“寂静的春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中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这些发达国家的环境逐渐好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用短短30余年的时间，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业绩，然而也带来了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西方国家曾爆发过的环境公害事件，在我国几乎都有表现。目前，我国环境形势仍然是“局部好转、整体恶化”。好转的只是经济发达的局部地区的空气环境、水体环境或者土壤环境的某些方面，而范围更大的欠发达地区，先后又走上了污染的老路。

记者：面对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先污染后治理”是一条不可逃脱的铁律。对此您怎么看？

严耕：不管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环境污染都是一种普遍现象。“先污染后治理”是否不可逾越，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美国环境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克鲁格就此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在某一地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不断提高，一个阶段环境污染会加剧；达到污染拐点后，环境质量才会好转。在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一些地方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割裂开来，为此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实问题，从中汲取教训；必须积极探索环保新路，尽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