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需要“大历史”

（原题：中国法治为何需要“大历史”）

中国法治的时空环境，决定了中国法律整合范围和难度高于地域辽阔的英美法系美国，更高于地域狭小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国法治必然是中国大法治，研究中国大法治的中国法学必然是中国大法学。因此，中国法律整合技术，既要高于美国，更要高于大陆法系国家；既需要借鉴大历史的大历史视野，更需要借鉴大历史视野得以实现的技术角度。这是因为：“大历史”不仅强调技术角度，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古今中外因素建立大法治提供了可能，而且突显中国本位，为法治在技术层面融合中国元素建立中国大法治提供了可能，“大历史”还强调“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为中国大法治向技术层面推进提供了不竭动力。

自本土资源说提出关注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以来，尤其是近几年，中国法治的中国元素又受到了学人的关注：如有的侧重于立法考察，认识到中国法律成为“外来法”的危险，中国法律应“更好地回应中国社会现实”；有的侧重法律实践考察，客观展示中国元素在司法和守法中的作用；有的侧重于中国法学的考察，意识到中国法学缺乏“主体(中国)性”的危害，中国法学应该有中国元素；还有的从总体角度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主型法治进路”、“适合中国国情的自主型法制现代化道路”。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多侧重规范层面(如从习惯法入手)和观念角度(如思想、文化、哲学、价值、功能等角度)，因此，在观念上，不论是当政者还是这些学者，在中国法治应该有中国元素的理论问题上，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在怎样使中国元素有效地融进中国法治的技术问题上，也就是中国法治如何在技术层面上融合中国元素，或者说中国法治的研究如何从观念层面推进到技术层面，目前还缺乏有效而深入的研究。这就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受黄仁宇大历史( macro－history)的启示，认为中国法治应该借鉴大历史的方法。“大历史”是黄仁宇受经济学中划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启发，“改称大小，转用于历史，显系模仿而非发明”。［1］中文版自序“大历史”是他研究的对象，更是他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野，是两者的高度统一。“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1］中文版自序“大历史”追寻“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而不只是满足于现实的合理性和未来的合理性，时间间距较长，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甚至整个“中国大历史”和整个西方大历史，相信历史前后连贯，有连续性。“大历史”的空间间距较宽，主张“放宽历史的视域”，“中外联系”，根本宗旨是“从中西的比较揭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强调中国本位，是“中国大历史”。“大历史”从技术角度，尽量站在历史与现实、中方与西方的中间，着重研究“(大)历史何以如是地展开”；这是大历史拉长时间间距、放宽空间间距的大历史视野之所以能有效地打通古代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联系，保障其“站在中间”的技术保障。中国法治之所以需要大历史，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原因：

一、摆脱西方现代法治历时性危机需要“大历史”

雅斯培( Karl Jasper)在《历史的源头与终结》一书中指出：中国、印度、希腊、近东等地区，在公元前一千年间，都出现了一些开创性的思想家。他们不像以后文化专家那样，只晓得解释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而是以独特的眼光，开放的心灵，高瞻远瞩，继往开来，立说成家，各自替所属地区日后文化思想的发展定下路向。这就是昂格尔所指的早期古人和经院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传统，也是后继者背上的第一个包袱———政治哲学包袱。［2］P3西方第二个包袱“社会理论的‘历史包袱’”，是“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前几十年创立了后来以社会理论著称的那些人的态度，尤其马克思、杜克海姆和韦伯。从他们时代以来的大部分社会思想或者是对他们的学说进行评论，或者是在他们创立的传统内进行专门化的工作”。［2］P1－2昂格尔因此总结道：“伟大的人物让后继者背上包袱是常有的事……后来者总像是处于困境之中：或者仅仅是伟人们留下的遗产的看管人，或者虽希望独立，但由于对成功缺乏信心，只能将抱负大大压缩，并开始以技术上的熟练性在狭小的领域内进行耕耘”。［2］P2

在如何摆脱西方社会理论困境时，昂格尔的话同样有启发意义，他说：“一旦伟大的时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就比较容易自立。人们在其影响下生活的思想家可能被界定为经典作家。这种把与人们最直接相关的名作界定为经典著作的行为，可能有一种难以理解的解放效应，因为它意味着人们已经能够承认并仿效过去时代的理论家，而同时又保持一种对自己境遇的独特意识和有待于完成的使命的神圣意识。”［2］P2在这种历史向度指引下，昂格尔通过与非西方历史比较，理论地重构了西方法治是如何形成的，也回顾了西方法治又是怎样在经典社会理论家的现代化观点指引下逐步走向衰落的。［2］P4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