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证明：中国只有走出自己的路才能救自己

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就遇到了一个绕不开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中国向何处去？面对又富又强、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中国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痛感自己的国家落后了，万事不如人。一些人救国心切，喊出了打倒中国一切旧东西、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渐渐地也有不少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把西方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是行不通的，何况西方也不是一切都好，甚至有很多坏东西。民国初年议会的闹剧更使人感到洋办法的“水土不服”，中国只有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才能真正救自己。今天又有人提出以西方多党议会民主为标本的宪政问题来，实际上是这场争论在新时代的继续。

清末风雨飘摇，西风东渐，人们深感不变是不可能的。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主张：“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用意很清楚，那就是要维护满清政权的正统。所以，如果把“体”理解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肯定应该批判。但现在时代不同了，皇帝已经消失一百多年了。如果不是把“体”理解为中国的政统，而是道统，即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文化、道德、风俗和治国理政理念，包括近百年来摸索、积累的所有好的东西，那么，这句话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中心思想是：一切以我为主，吸收国内外一切好的东西壮大自己。我们学外国的好东西，是为我所用，不是把“我”变成“他”。汉唐气象之所以宏大，是善于拿来为我所用，厚植自己。我们有些人往往不看重自己的好东西，以为只有西方才有真理，其实西方历来也有不少学者重视东方。梁启超在1920年发表的《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记载，大哲学家蒲咤罗对他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他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已不知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觉得他精深博大。望中国人不要失掉这份家当。”这位西方哲人的睿智之言，值得我们今天回味。

　一

1.中国共产党是博采众长、以我为主的楷模。中国走上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应时代大潮而生，并不是偶然的，是中国人民为了避免亡国灭种的危险，经过清末民初的种种探索和碰壁之后，经受了“老师（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总是打学生”的惨痛反思之后，看到了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黑暗之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鼓舞，才走上了一条新路。今天有人说，中国当时若走改良的道路多好啊，那是对历史缺乏了解。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等都是有献身精神的大知识分子，他们走这条路是一时冲动吗？中国共产党自建立至今92年了，既没有全盘“苏化”，也拒绝全盘“西化”，倒是有点像前面那位法国哲人说的，把自己的特质与别人的特质化合，“产生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试问：清朝时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欧美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吗？中国今天有，那是有别于专制和西方议会的适合中国的更好的东西，虽然西方不肯承认这一点。用我们的办法，60多年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近30多年来，西方承认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为什么就不能继续不断改进和完善，用它来创造新的奇迹呢？

2.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实际而非理念。有人宣扬说，中国今天已矛盾尖锐，民怨沸腾，如果不赶紧像他们主张的那样走西方多党议会民主道路，中国马上就要崩溃了。说这话的人是生活在中国吗？我们不否认中国今天面临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一些干部作风不良、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食品不安全等等严重问题，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我们的态度是正视它们，努力解决它们。但解决是要有个过程的，需要大家尽心尽力，不可能一蹴而就。社会上一些丑恶现象，如贪污腐败，是可以遏制而无法根除的，它的存在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历史一样长。有人说，只有搞西方多党议会民主才能消除腐败，只要睁开眼睛看看今天的西方和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例如印度，那里的腐败肯定比中国厉害得多。去年印度人民为了反腐败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结果最后落到议会里去讨论一个草案，至今没有结果。可以预见，即使议会里通过了一个什么决议，社会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现在反而一些外国人看问题要比国内有些人客观。美国《大西洋》月刊6月6日网站发表一篇文章，题为《什么放缓？民调展现一个乐观、向前发展的中国》，提到外国人搞的两个民调：第一份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5月底公布的报告，它调查了39个国家，结果88%的中国人对本国经济感到乐观，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第二份是西班牙电话公司和《金融时报》所做的调查，对象是27个国家18至30岁的青年人，结果93%的中国青年认为自己国家的好日子还在前头。相比之下，81%的日本人认为前途不妙。

有些人思考问题只从理念出发，认定西方民主是唯一真理，只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改得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或改得像美国一样，他们就认为一切都黑暗无光。真希望这些人早上也到公园里去跟那些唱歌跳舞的老人聊聊，跟搬出棚户区的人谈谈，跟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创业者交换交换意见，那样他们的看法或许才会公正一点。如果仅从理论上来争论一党制（其实我们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好，还是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好，就好象辩论荔枝好还是苹果好，是永远讨论不清的。只有比较一下各国的实际情况，才会得出切实的看法。还需要提醒的是，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就认为：基于不同的正义理念就有不同的政权类型。要想全世界政体一律，那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