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通过改革可实现20年平稳较快发展（4）

在激发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潜力方面，郑新立说，未来十年，我国要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面临的关键难题是提高目前农村7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尽快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是3.2：1，光靠城市的收入要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是难以实现的。根据研究，全世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具有三个条件：第一，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第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者超过第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三，农民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者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我国现在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占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31%，所以不消除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差距是难以提高农民收入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就要搞现代化、集约化农业。

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第一，劳动力转移有出路。目前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如果不抓住这个机会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转移，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全都转移到东南亚去之后，我国将失去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到那个时候再来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就没有办法了。第二，社会资金大量富余。农业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个投入不能靠政府，政府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靠农民自身积累也不可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证明，哪个领域对社会资金开放，哪个领域发展就有活力。农业现代化如果不能引入社会资金将会是遥遥无期。第三，市场对优质绿色农产品需求旺盛。现在农产品只要有质量信得过的品牌，即使价格高一点城里人也愿意买。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是不可能保证质量的。只有搞现代化的大农业，搞合作社，搞农业公司，搞家庭农场，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第四，农机的生产能力完全能够满足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实在没有的可以进口。

要抓住现在这个机遇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要实行土地确权颁证，把经营权证颁发到户。这样土地就可以转让，转让出来以后就可以获得土地转让的收益。通过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允许农民出让房产，允许流动，这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把农村的房子卖了，就能在城里买房子。所以土地制度改革是挖掘土地资源，满足城市化建设用地需要的一个重要的举措。

问与答

问：现在很多问题都涉及到土地产权，我国的土地产权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现在有没有可能在一些地区开展土地私有化的试点，这是不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郑新立：现在我国城镇的土地是国有化的，而农村的土地归集体所有。有一些学者提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能够使土地成为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一个来源。我认为这个看法是不对的。物权法承认农户对他承包的土地和他的宅基地有用益物权。用益物权就是财产权，就是除了所有权以外其他的权利都有，包括使用权，收益权，继承权，抵押权都有了。那么现在我们说产权的转让，就是财产权或者用益物权的转让。这个土地你不能买卖，你可以转让，转让的是使用权，而不是它的所有权。用益物权足以保护农户对宅基地和承包地的权益，使它变成财产性收入。至于搞私有化，我觉得没有必要。如果是搞私有化反而会引起新的更多的矛盾。我们用用益物权走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保证土地节约和集约的利用，包括农民土地使用的权益和收益权。

问：您认为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率还能保持多高的速度，保持多少年？

郑新立：未来20年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完全是可能的。我们人均GDP才6000美元。美国4万多美元，我们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我们近7亿农民收入水平很低，劳动生产率很低。那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提高他们的生产率。特别是拉平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为未来20年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如果没有改革，这个潜力释放不出来，可能就进入低速和中速增长阶段了，我们可能就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现在有人论证中国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我看这是盲目乐观。中国确实存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如果我们现在不改革，不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我们要想再保持过去的速度就很难了。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20年我们人均GDP能达到17000美元，到那个时候速度可能才明显下降，进入中速增长期阶段。所以我们还是要提振我们的信心，看到我们的潜力，特别是围绕改革凝聚共识，通过改革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问：城镇化是最近比较关注的热点，城镇化需要很大的一笔财政投入，这一笔投入具体怎么支出，是否会引发融资的问题，怎么解决？

郑新立：城镇化需要大量的投入，会产生大量的需求，从而带动经济的增长。根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所需要的城市基础设施要投资十万块钱，一年增加1000万人，就要增加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再加上其他的公共服务的投资，再加上人口由农村变成城市人口之后，他自己的货币支付能力提高了，购买商品多了，消费能力增强。所以这是今后20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基础的最大的动力。但是基础设施需要这么多的钱，钱从哪来？除了财政的投入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要引导社会资金的进入。财政的投入，最多只能起到一个诱导性资金的作用。就是说要通过投资体制的改革，用特许经营权的方法。所谓特许经营权就是把一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项目通过招标交给企业。同时赋予你一定的政策，给你减免税。用BOT或者BT这种方式，就是建设经营转让，或者建设转让的方式，调动社会资金进入。现在我们城市面临新三难，停车难，进养老院难，进幼儿园难。如果用这个政策吸引民间资金进入，让他免税、减税，优先对它供给用地，这些问题就不在话下。关键在于投资体制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