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城市化陷阱？（2）

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

第四，农村的现代化。在任何社会，城市化有一个限度。从发达的OECD国家来看，城市化率为70%左右，并且这70%的人口很多都在向往着过乡下的生活。今天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52%左右，离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一段距离。但城市化率一旦接近65%，农村的附加值就会遽然增加。所以，中国在推进城市化的时候，也应该正式提出“保护农村”了。

中国历来把农村和“落后”等同起来，这和欧洲的城市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城市化比较早，但欧洲的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一直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欧洲人一直把农村视为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载体，不可随意破坏。这种情况到今天从来没有变化过。越是城市化，人们越是认识到农村的重要性。在亚洲，日本对农村和农业的保护，在很多年里是政府的重中之重。韩国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建设也做得非常好，成为亚洲的一个典范。这方面，中国一直是一个反例。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来实现的。这是因为现代化强调的是经济面，所以从前的提法是“农业的现代化”。其实，比较科学的提法应当是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

直到中共十六大之后，在胡锦涛、温家宝主政时期，才把解决“三农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且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这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之后，高层又进一步提出了“城乡统筹”的政策概念。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政策话语里面，这些早先的政策话语消失了。现在要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有必要把这些话语重新提出来，并且提到更高的程度。要意识到，城市化绝对不是消灭农村。但如果不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概念，各级政府还是会继续把城市化理解成为消灭农村，把农民赶出土地。

城市化更为重要的方面或者城市化的关键，在于城市体制改革。城市体制改革可以产生GDP（国内生产总值），并且是好的GDP，同时又可以提升城市的品质，改善城市的治理。有几个方面的体制改革尤其重要。

首要的是要通过户口制度的改革把农民工融入城市。大规模农民工的存在，和改革开放以来光强调土地的城市化而非人的城市化有关。农民工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主要是因为现在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第三代也已经开始。第一代农民工有过农村生活的经验，一旦没有了城市工作，他们可以回到农村，继续他们的生活。但第二代大多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毫无农村生活经验，要他们回去农村，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对第三代农民工来说，这种可能性更小了。如果城市不能消化他们，这个群体便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实际上，二代农民工往往具有强烈的社会不公平感。他们和城市居民的小孩一同成长，接受差不多的概念，但在现实社会，他们和城市居民的权利有多大的差别！这只有这个群体本身才能感受得到。如果城市继续歧视他们，城市必然会受到他们的惩罚。

土地制度改革保护农村

与此相关的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首要是保护农村，保护名义上的土地拥有者农民的利益。现在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集体土地所有制可以说农村所有问题的根源，不仅在农村内部产生着无穷的冲突，而且也产生着农村和外部之间的冲突。就内部来说，矛盾在于，任何一个集体的土地量是固定的，但集体的规模是不固定的。生老病死、婚嫁等都会改变集体的规模。一旦规模改变，土地就要从某种程度上进行再分配，而再分配必然在这个集体内部产生利益冲突。就外部而言，表面上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拥有者，但拥有者往往享受不到实质性的利益，获得土地利益的是农村集体的领导者（农村权势人物，不管是任命的还是选举产生的）、上级政府、开发商等外部成员。这就产生了农民和这些角色之间的巨大矛盾。不可否认，农村的大部分冲突都是和土地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