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骆驼”任弼时：一生有“三怕” （3）

那个时候，康生只怕两个人，一个是任弼时，另一个是毛泽东。同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康生为什么对任弼时一直是敬畏交织？对此康生曾回答说：“我在上海大学读书时，弼时是我的老师。”其实，更重要的是任弼时一身正气，康生不敢触犯，更不敢得罪。

任弼时对江青也是一直坚持原则，不给其任何特殊照顾。1941 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金。为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这年9 月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简称“特会科”），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并责成任弼时直接分管。一次，江青买了一些不在报销范围内的东西要求特会科报销，遭到拒绝后就大吵大闹。任弼时支持管财务的同志坚决顶住压力，拒绝报销，江青直闹到掀翻了桌子，最后还是由识大体的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毛泽东得知后，对任弼时的这种态度表示赞同。江青却长期怀恨在心，直到“文革”期间还对任弼时的家属进行迫害。

表现任弼时这只“骆驼”方向感强的，还在于他极富政治远见。

中国共产党在酝酿筹建之时，任弼时就有幸远赴苏联接受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而坚定了他的政治信仰，奠定了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基础，培养了他的坚强党性。1921 年8月至1924 年7 月，任弼时就读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2 年冬，他由团员转为正式党员。1923 年春，中共旅莫支部成立，随即开始对党团员进行非常严格的党性教育与训练。

1924 年7 月， 任弼时和王一飞、彭泽湘、卜士奇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上，针对青年共产国际提出在东方各国应建立“群众民族革命统一青年团”的主张，任弼时明确表示：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有四年历史，不应另建与共产党并立的带有政党色彩的青年组织。

在这里，任弼时极富政治远见地摆正了党和团的正确关系，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大革命中牢牢地把握住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权，而且奠定了共青团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他求真务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遇到问题时，任弼时一向表现出注重调查、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总是尊重事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是我们党内善于搞调查研究的典范。曾经与任弼时一起工作过的许多人，都对他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印象深刻。王首道回忆：“任弼时善于调查研究，喜欢看材料，向同志们问长问短，愿意深谈，喜欢遇事找群众商量，倾听群众的意见。”王震也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的问题。”陆定一回忆说：“弼时同志的另一特点，就是他不怕麻烦和善于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优良作风，这种作风使他成为全党全军所热爱的领导者。”

调查研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种有效途径。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逐渐养成了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的良好工作习惯，逐步成为党内进行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这一优良作风，任弼时从延安到西柏坡的长期工作中一直注重有加，而且运用得炉火纯青、卓有成效，为形成、发展和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到延安工作后，任弼时在认真总结以往“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从而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真正认识到了只有调查研究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1941 年4 月，毛泽东重印了《农村调查》一书，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目的是“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之后，中央连续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检查调查研究决定执行程度的通知》等文件，并在中央政治局下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作为中央秘书长的任弼时任副局长。在分工上，各抗日根据地政治和党务的调查研究由任弼时指导。从这个时候起，任弼时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研究工作。从这些调查研究中，他越来越深刻、自觉地认识到，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事关党的领导和决策是否正确及党的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1944 年，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任弼时作了长篇报告《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这个报告因切中现状、有理有据、分析透彻而博得大家的阵阵喝彩。这一效果无疑与任弼时之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下功夫调查研究密不可分。在报告中，任弼时向与会者展示了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安塞高川村1940-1943 年经济发展情况、农民蓝凤城1941-1943 年收支对照表、各项开支表、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以及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等七张图表。这些图表或是根据任弼时用近三个月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后得到的统计资料汇总而来，或是从《解放日报》的通讯中摘编而成，或是任弼时与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交朋友、拉家常的过程中获得。每张图表他都作了精心的设计，小到农民买火柴、水烟的费用，大到三五九旅的开支状况，分析、比较、归纳，条理清晰，入木三分。运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材料，任弼时在报告中点面结合地将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的总体面貌生动直观地反映出来。这样的报告不但使听众信服，也使政策的提出更加符合实际。毛泽东审阅这份报告后，批示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5000 份，并提议任弼时到中央党校再讲一次，“可以有五百人听，中央同志及中直可去二百人左右”。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土地改革问题日益重要起来。1947 年11 月，毛泽东就土地改革问题同任弼时专门谈话，让他在中央前委中负责分管土改工作，以保证解放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最后胜利。这体现了毛泽东对任弼时领导能力、政策水平和善于防“左”纠偏的巨大信任和充分了解。面对土改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其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他带病到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周围20 多个村子进行认真、广泛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于1948 年1 月12 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著名报告。毛泽东十分欣赏这一报告，并决定以此代替中央原定拟发的“一月决定”，作为指导文件印发全党，从而及时纠正了土改中的“左”倾错误。这篇报告与毛泽东1948 年2 月15 日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文献一起，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关于土地改革方针政策的代表作。直到1950 年6 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仍然高度评价了任弼时在土改问题上的功绩：“土地法上讲，禁止乱打乱杀。这个问题好像是从1947 年12 月会议和任弼时那个关于土改问题的报告以后才明确了。弼时同志那个文件起了相当的作用。”这件事充分说明，任弼时负责的土改工作成绩出色，颇有创见。这一成效无疑也得益于他注重和善于搞调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