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

内容提要：戴季陶通过宣传西方近代文化、抨击清王朝、鼓动革命等方式对其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与同情；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主要贡献不在其直接参与军事行动，而是其文化思想与政治理论的建树；戴季陶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成功与失败的分析，表现了他的思想深度。

戴季陶是一个在学界颇多争议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时仅仅20周岁。关于戴季陶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成果。①相对而言，关于戴季陶与辛亥革命关系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为此，本文试图通过同情、参与和反思三个层面，对戴季陶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探讨，以拓展对其思想及实践的认识。

　一、中国同盟会的同路人

戴季陶作为中国同盟会的同路人，主要是指其1905年留学日本到1911年下半年加入同盟会这段时间。戴季陶，名传贤，字季陶，晚号孝园，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1891年生于四川广汉。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戴季陶只有14周岁，在当时的留学生中也只能算是小弟弟。《中国同盟会总章》中对于发展会员没有明确的年龄标准，只是这样规定：“凡愿入本会者，须遵守本会定章，立盟书，交入会捐一元，发给会员凭据。”但参照后来公布的《同盟会公开时代之章程》第五条之规定：“凡中国人已经成年，具普通知识，赞同本会宗旨，由会员二人以上之介绍，经评议部认可者，得为本会会员。”②通过前后比较发现，同盟会成立时，对发展会员还是有年龄限制的，其条件就是“成年”。因此，按照这个条件，14岁的戴季陶是不符合入会要求的。俞尉刚在《戴季陶与同盟会》一文中，围绕前人对戴季陶何时加入同盟会的诸种说法做了详细考辨，否定了戴季陶1909年、1910年加入同盟会的说法，认为“戴季陶大约是1911年下半年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的”。③对此，我没有异议。而且，翻阅戴季陶后来撰写的回忆母亲的《黄太夫人哀启》，也明确有“避难南洋，入同盟会”的语句。④

戴季陶尽管参加同盟会比较晚，但他本人与同盟会的历史渊源还是比较深的。十四五岁的戴季陶，时常参加或旁听同盟会的会议，对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抱有敬仰、同情和理解，可以说是同盟会的童子军。对此，后来戴季陶多次回忆说：“回想本人第一次见到总理，是在东京同盟会成立的时候，那时本人还是一个十余岁的小孩子，自不敢说从此就认识总理。不过看见总理对同盟会同志的演说，知道总理是一个革命家，想到总理一定是很伟大的”。⑤“记得从前我们革命党在东京开会，那时我才十五岁，坐在下面静听先进者的伟论。当时有一位感情不知几何热烈的同志，在那儿演说。那时他演说的情形，我现在还记得清楚。他从下面一跳跳到台上，大声三呼：杀，杀，杀！于是全场的感情都紧张起来，同呼杀杀不止！他的革命的感情，可说热烈至极了”。⑥“在同盟会时代，总理经年在外奔走革命，本人很少有见到总理的机会。总理的家属是住在南洋的槟榔屿，他的两位小姐，每天从我学习两点钟的国文，我虽然常常到他的家里去，可是总理居留在南洋的时候很少，没有同我在南洋晤谈过，因此这时本人对于总理还不大认识。”⑦俞尉刚在《戴季陶与同盟会》中指出：“从《戴季陶集》来看，最早发表的是1909年12月到1910年3月的《宪法纲要》，而最早论及同盟会的文字当是1912年4月25日发表的《天仇之泪》。在这以前有不少谈论政党和批判康、梁及同志会的文字，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而此后在关于责任内阁等问题的文字中多次论及同盟会，强调了同盟会的重要性和无奈的现实状态。”⑧这段话中，讲戴季陶的政论“其主旨是与同盟会相一致的”的观点，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是随后的一句话“但都没有提到同盟会的事”，我却不能苟同。我们知道，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是个反对清朝的秘密组织，一直是清朝统治者镇压的对象。戴季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在同盟会成为公开组织之前，戴季陶不提同盟会的事，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革命组织都是一种保护，合情合理。

1909年结束留学，回国谋职，在苏州的江苏地方自治公所担任教习，讲授法学。此时，国内立宪运动持续高涨，戴季陶也一度热衷于讨论立宪问题，撰写了《宪法纲要》、《法学通论》及大量社评，对清政府主导的君主立宪运动寄予希望。有学者指出：“戴氏在此时的政治观点是比较模糊的，相对倾向于君主立宪。”⑨1909年11月，由于人事变动与官场恶习，戴季陶被迫离开苏州，前往上海，开始供职于新闻媒体，特别是在担任《天铎报》主笔期间，戴季陶以其犀利的文笔，敏锐的思想，深邃的洞察力，对上至满清王朝，下至国民劣根性，均做了比较透彻的剖析与批判，展现了戴季陶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