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5）

但对于革命胜利后的同盟会，戴季陶对其表示失望和不满。他说“天仇前十日尚作箴政党之文矣。嗟乎，孰意可悲可哭之事，竟有甚于前日之所言者乎？昨日之同盟会上海机关部成立会，其现状若何？身临会场者，未尝不为同盟会哭，为中国政党哭，并为中国哭也。天仇同盟会人也，然为同盟会之前途、中国政党之前途及中国国民之前途计，殊有不能己于言者。夫同盟会者，非人人知其为中华民国开国之唯一政党乎？其现状胡为若是之可悲也？且政党所以谋政见统一，即所以谋国民进行一致。此一小部分中之分子，犹不能统一，且不能求一小时一刻一分之统一，则所谋全国统一，求国利民福者果何在哉？”(45)关于会场的混乱状况，戴季陶用其记者的视角，作了极为生动的现场报道：“始也，无明白之宣布，是办事人无秩序也；既则已经明白宣示，而众人全不能了解，是会员无秩序也。名称问题，一言可决者也，而彼此争持；争之不已，继以骂詈嘲笑，会场秩序遂至大乱。悲观者怆然去之，其留者，立者立，坐者坐，喁喁私语者，垂头丧气者，哑然独笑者，纷杂错乱，不可名状。”(46)如此现状，只有让戴季陶“欲哭之而无泪”了。对于同盟会一盘散沙的历史原因，戴季陶作了分析。他说：“当组织之初，总理之任人，既未免失之轻，而愿任事者之自信，亦未免太过，能任事者，则又放弃其责，致组织之初即不周密，会场主持更无条理，分子不健全为根本问题，而会场秩序所以紊乱，吾殊不能为执事者谅也。”(47)在戴季陶看来，一个政党内部尚且不能统一，还谈什么世界统一、国家统一，以此资格去提倡主义，不过幻想罢了。因此，戴季陶对新旧政党均表示失望。他说：“今一党之一部分且不能统一，所谓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者，亦幻想而已矣。夫新组织之党，吾已深具悲观，而旧有之党更足令吾痛哭。”(48)

1912年6月，因为袁世凯专断及政党政争，唐绍仪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对此，戴季陶连续发表政论，反对混合内阁，主张建立政党内阁，完成政治转型。戴季陶认为，唐绍仪内阁垮台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政见分歧，实质上是党争所致。他说：“唐之为总理也，共和党中人极力欲推翻之。夫欲推翻唐绍仪一人，在事实本可不必十分研究。独怪所以欲推翻之者，其主张并不因唐之政见如何，亦不因唐之政策及手段与共和党反对否，不过以唐为同盟会员，遂非推翻之不可。此为可怪耳。天仇亦曾著论斥唐之非矣，然天仇之所以斥之者，盖天仇对于政治上之意见，以为国家危急之时，不可借款，条件失败，不可借款，无统筹全局之明细预算，尤不可借款。熊希龄所为，正举吾之政见而反之。而熊之所以如是者，唐实尸其咎。故唐虽为同盟会之重要人物，而天仇不私为之辩护者也。至若不问其政见之若何，熊希龄为共和党中人，则非运动之为总理不可，唐绍仪为同盟会中人，则非反对之排斥之不可，徒为一人一党之荣辱，而置国家于不问，嗟乎！”(49)戴季陶将此次共和党倒阁行为称为“政海之恶潮”，是完全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大局的自杀举动。他指出：“比日以来，共和党之报纸，反对同盟会益烈，言论态度，一若发狂。盖其意，则唐之去，尽全力以反对同盟会，惟欲使同盟会失败而已，国家之存亡不顾也，则所谓外交问题也，边防问题也，工商问题也，军事问题也，更置之不顾也。嗟乎！吾不知以国家政治为前提之政党，其行为之卑劣，道德之堕落，何竟若是。虽然，同盟会之价值，不必因共和党之攻击而遂丧失也，共和党之价值，更不必因攻击同盟会而遂增加也。国事危矣，外人之侵略，以及我之腹心矣，一旦国亡家破，共和党人亦为奴隶而已。”(50)政党倾轧造成政局不稳，国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新生的中华民国迟迟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险象环生。对此，戴季陶表现出无限担忧。他说：“唐绍仪出京后，北京之政界，竟成一纷乱之世界，而国家亦遂陷入无政府之状况。”“嗟乎！时局危急矣。满蒙之亡，既在旦夕，疆藏之危，即在目前，而山东之德，云南之英，固日伺可乘之机而肆其侵略手段也。”“中国当贫弱危亡之秋，再使农荒其田，商荒其业，全国之大乱立起矣。且外人之承认问题，所以不能即见诸事实者，盖见我之政府，我之国会，皆在未定。前三日外电亦谓外人俟中国国会开后，始行承认民国。则当此临时政府期内，若不急图政府之健全，促国会之成立，恐未承认而干涉至矣。”“嗟乎！中华民国可以亡矣。”(51)戴季陶如此激烈批评共和党人，目的是捍卫新生的中华民国，在舆论上澄清对同盟会的各种妄评，用心良苦。

1912年5月，参议院议决国会应采用两院制，定名为众议院与参议院。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组建国民党，推孙中山为理事长。在宋教仁的积极推动下，国民党开始全力投入议会竞选。对此，戴季陶给予认同，并予以高度评价。戴季陶认为，中华民国作为中国由君主专制向民主立宪政治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必然会产生进步与保守两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大致而言，主张三民主义的革命党人与主张社会主义的激进党人形成进步阵营，主张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者形成保守阵营。“为民主立宪政治而争战者，至今固甚占势力。而为君主专制而争战者，亦甚欲维持其势力。”(52)进步与保守势力的较量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进步势力要战胜保守势力，必须发展和扩展其阵线，同盟会联合其他政党组建为国民党，便是进步力量大联合的展示。戴季陶说：“当此时也，进步派之人士，苟不互相联络，互相结合，为一致之进行，则进步党之势力失，保守党之势力盛，共和之维持不可期，而少数人政治上之专横将复活矣。为维持国民公意建设之共和计，并合主张进步之党为一，以谋政治上之统一，盖事实上所不容缓者，此国民党之所以成立也”。(53)戴季陶指出，国民党是中国进步力量的结合，其具有的“猛勇精进”的精神，将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选择国民党，中国就有复兴的希望；选择共和党，中国可能就面临亡国危险。他说：“‘国民党’三字，今则不过初在北京扬呱呱之第一声，其结合之程度，以及将来之发展如何，皆在未知之数。惟吾人自思想上、历史上观察之，则国民党所以成立者，盖进步之国民所结合也。夫今后中国之国力，日进月步，非为最大速度之猛进不可，而一般国民，对于国家事业社会事业上，非以猛勇精进之毅力以维持之不可。不进则退，不强则亡，敷衍旧日之行动，运用旧日之人才，以维持现状，为永久之计划，是终非计也。故今日勿论彼共和党之主张若何，党纲若何，党德若何，而以时势论，亦绝不能使今日之中国日趋于强盛，即彼保守之性，已足亡中国而有余。此吾所以深望进步之国民结合大政团，以猛勇精进之精神，抗委靡腐败之国家也。”(54)戴季陶对国民党寄予很大期望，“今首倡革命终成大果之同盟会，既与其他拥护共和之党派相提携，而组织国民党，则回思革命失败之原因实况，再不能容此辈守旧之人物，专制之习气，存留于政治界、事业界。以猛进精进之精神，造成进步之国民的国家，而图中华民国政治上、道德上、科学上、思想上之发达，是即中华民国前途之大幸也。”(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