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3）

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积极赞赏并参与了清末君主立宪运动。对此，戴季陶予以抨击。他说“康有为、梁启超辈人格之卑劣，全国人士所共知也。议员等不惟不排斥，且从而欢迎之，假名为‘开党禁’。夫康有为、梁启超辈政纲何在耶？既无政纲，则必不能谓为政党。”(24)在《哭庚戌》一文中，戴季陶将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称为“旧民贼”，将孙洪伊、易宗夔、雷奋等人叫做“新民贼”，一一予以讽刺、臭骂。他说：“康有为、梁启超、杨度、顾鳌等旧民贼而复活于庚戌年者也。康梁之罪，吾已屡次笔诛之，其罪恶已大曝于天下。稍有人心者，无不洞烛其奸。杨度亦数年前之自命志士者也，今则以一四品京堂数百薪资，竟甘愿自卖其身于专制政府之下，而更俨然自得。吾国今日政府愚弄人民之罪恶，杨度教之者十七八。”“孙洪伊、易宗夔、雷奋、王敬芳等新出现于运动界之民贼也。……雷奋、易宗夔等以人民代表之议员，而甘为诸民贼作嫁，借资政院之名附会卖国奴，而孙洪伊、王敬芳等更狼狈为奸，不顾国民之生死存亡，惟求个人之富贵利禄，致无知愚氓惑于伪语，认仇作父，于庚戌国民史中存一大污点”。(25)对于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保皇会的政纲及其活动，戴季陶也予以批评，认为其并没有崇高的政治追求，只是欺骗而已。他说：“康有为、梁启超等无所谓宗旨也，无所谓学问也，其言其行，诈欺而已，其目的金钱而已”，最终得出了“康、梁者，大骗子也”的结论。(26)在此，戴季陶将政见分歧者视为“大骗子”、“狗彘不食之人”，扬言要“食其肉寝其皮”(27)，属于愤激偏颇之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值得我们省思。但从当时的特定时代分析，却表现了戴季陶鲜明的不妥协的革命立场。

其三，鼓动革命，主张通过武力推翻满清王朝。君主立宪道路既然不通，革命自然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戴季陶利用国内媒体呼吁革命，将海外革命的声音传播到国内。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特殊的时代条件及戴季陶个人的因素，这种鼓动革命的声音还是比较微弱的，比起当年邹容的《革命军》来，有不少距离。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戴季陶预言“政府党与人民必有血肉之激战”。他说：“今后之国民幸福，绝非可以平和而得，政府党与人民必有血肉之激战。渐进而中立观望者亦渐知人民之天职而反对政府，又渐而政府党中有以天良发现而反对政府者有之，有势力不敌而依附人民者有之。而兹而后，恶劣政府之生命绝矣。”(28)也就是说，清政府的末日快到了。因此，戴季陶号召民众以“热血黑铁”的暴力方式，推翻清朝统治。他说：“今则政府之心毕现于二十三日之上谕矣，国民若尚有一线之血气未死，而欲享自由之幸福乎，唯热血黑铁而已”。“当此之时，吾民之急宜注意、急当奋兴者，武力之奋斗而已矣，强硬之反抗而已矣。”(29)1911年初，戴季陶则明确发出了辛亥革命的呼吁。他说：“辛亥年者，皇族与平民激战之好时期也。”(30)号召人民在辛亥年发动革命，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总体来看，戴季陶虽然不是同盟会员，没有带上革命者的标签或符号，但他的言论，却无疑代表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追求。在理想和追求上，他已经与同盟会员高度契合，融为一体。从形式上看，他固然不是一个革命党人，但从内容上看，他早已超越改良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戴季陶对满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批判，对君主立宪运动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批判，敏锐预见并较早嘲讽“皇族内阁”，以及他对清末君主立宪运动“名虽立宪，实则专制”的精辟概括，(31)无不显示出他那敏锐的政治观察力。

　二、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戴季陶因为在《天铎报》激烈反满的思想言论，触怒了两江总督张人骏，面临被拘捕的危险。为了躲避拘捕，戴季陶不得已远避南洋。在槟榔屿，戴季陶参与主办《光华日报》，全力鼓吹革命。1911年下半年加入同盟会，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参与反清革命大业。1911年4月28日到1912年3月28日历时11个月的时间，是戴季陶思想言论的一个空白期。在唐文权、桑兵编辑的《戴季陶集1909－1920》一书中，这段时间没有任何戴季陶的文字。于是，戴季陶在南洋的活动、言论以及何时加入同盟会，至今依然是一个谜。

武昌起义发生后，戴季陶回国投身革命。戴季陶参与辛亥革命的具体活动，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几次：参加武汉保卫战和攻打招商局的战斗；参与了上海光复的筹划和行动；秘密潜入大连，筹划和组织了东北光复，革命党人蓝天蔚就任关外大都督后，戴季陶被委任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这个职务，也是时年20周岁的戴季陶在辛亥革命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因此，后来戴季陶在回忆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时，主要强调了他参与东北光复的经历。戴季陶回忆说：“直到辛亥年阴历八月十九日(阳历十月十日)，革命党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我才由南洋动身到东三省去。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文字生涯，直接接受总理的命令，从事于革命工作。”(32)随后，南北和议成功举行，中华民国建立。戴季陶的主要工作回到老本行。1912年3月，戴季陶与周浩在上海共办《民权报》，以“为本党宣传革命主义”为宗旨，激烈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鼓吹继续革命，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上层知识分子普遍喜欢阅读政治态度比较温和的《民立报》，“但一般革命热情较高的读者和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都欢迎《民权报》”。(33)总的来看，戴季陶在辛亥革命中的贡献不是在军事及武力反清方面，而主要表现在舆论宣传和时政评论上。下面对此作一梳理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