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4）

其一，议会政治与民主选举。南北新旧政治势力相互妥协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其中隐含着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在以孙中山为首的新的政治势力看来，建立中华民国，就必须实行以议会为主导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政党轮替，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共和政治替代君主统治，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在以袁世凯为首的旧的政治势力看来，建立中华民国，只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更替与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什么三权分立，什么民主共和，都不过是形式与幌子，中国文化与传统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是强人政治或权威政治，西方式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缺乏基础和土壤。因此，在民国初年，两派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产生了激烈争论。革命派主张实行内阁制，目的是防止总统专权；袁世凯等主张实行总统制，要求议会依附总统，行政优先立法。对此，当时讨论极为热烈。戴季陶从革命者的立场出发，主张建立议会制度，实行一院制，现任官员不得担任议员。他说：“国会者，人民之发言及监督政府机关，而国家之立法机关也。故若不认国家之成立，由于民意，则亦己耳。若此论不能摇动，则国会之必非由纯民意组织而成者，必不能有国会之价值。且国会所以与行政机关并立，而行政官所以不能作议员者，其根据即在此。盖议会纯为代表人民之机关，议员纯为人民之代理者，其间决不带政府之臭味也。若其界限不明，则与政府机关之报纸舆论，实同一价值也。故主张一院制，实为根本上立论。今目中国，吾人所以主张一院制者，盖不欲于国民议会中再生一阶级。”(34)一院制即参议院，前提必须是“国民之正式选举”。他说：“以法理及办法论之，唯有先由各省全部改选议员，另组织新省议会，再由省议会互选议员，组织国会，然后国会之价值定，人民之公意合，庶稍有裨于共和前途，始能与共和之义符。”(35)戴季陶认为，成立国会是解决国政的前提条件。他说：“国会不成立，则国政无解决之一日”。(36)在此，戴季陶不断呼吁通过选举产生国会。他指出：“立宪政体之精神，无论为君主，为共和，莫不在于选举。故国会即为国家之精神，地方议会即为地方之精神。无完全之国会，则其国必为专制，无完全之地方议会，则其地方必为专制。若徒冒共和之名，而不实行正式选举，则较君主立宪之国，尚且不及，遑言共和？故今日而欲争理政务，使一切行政事宜，皆归于理，以洗旧日专制之毒，则非全国改弦更张，以组织正式之民选议会不可。”(37)因此，在国会没有产生之前，戴季陶不遗余力地鼓吹选举，认为如果解决了政治架构问题，不但能够调动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而且其他诸如财政、军政、外交、内治等问题也能得到有效解决。他说：“虽然，今日之参议院，其形式上固立于立法之置位者也，则要求速议决选举法，而正式宣布之，而国会，而省会，而县会，皆一律组织完全，人们早一日实行选举，则对于国家之责任心，可日增高度。国家有正式之立法机关，则国家之组织，始可称完备。中央政府及各省之行政官厅，有监督之机关，则职权可易归统一，而后财政问题也，军政问题也，外交问题也，内治问题台也，始可相率就绪。”(38)戴季陶总结说：“由是观之，财政问题，为目前救亡之一大问题，而选举问题，实为中华民国建国根本上之问题。此二问题不解决，则一切问题，皆无从着手也。”(39)在权力架构上，戴季陶认为国会应该超过总统，总统不能有解散国会之权力，而应该受国会约束，“宁可议院专制”，“绝不能仍总统专制”。他说：“且此次《约法》所以不认大总统有解散参议院之权者，盖以吾国共和制度新立，国基未固，若与大总统以过大之权，恐且有野心家利用之，以帝制自为。今日吾国之状态，宁可议院专制，使法制有可改良之极，决不能仍总统专制，启后世专横之祸。”(40)戴季陶指出，实行政党政治是解决中国危亡的唯一途径。他说：“故欲救中国危亡，定政府之内讧，以唯一之政策，收健全之效果者，舍完全之政党内阁而外无他策。”(41)议会政治、政党内阁是民主宪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态度决定了其政治倾向。

其二，剖析同盟会。在戴季陶看来，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必须有明确的主义、政见与政纲。通过认同相同的主义、政见和政纲，进而组成一个强大的团体，充分利用议会这个政治平台，阐发自己的主义、政见和政纲，使其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说：“政党以政治为前提，即以政见相结合。故政党者，党于主义，党于政纲，而非党于人也。主义之发生也，每渊源于学说。而学说之发生也，更不能离乎事实。故政党之主义，即由政治上之经过或社会之研究而来者。主义既定，乃有政纲。政纲者，施其主义于政治上之纲要也。政纲既定，政策乃生。政策者，准据其主义，实行其政纲于政治上之方策也。”(42)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政党。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始终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政党。一种是：“能于一切政治上之设施，细心研究而熟筹之，定公正之政纲，为健全之进行，则国民因政党诸公促进之力，获美善之法律政治，享自由、平等、博爱之福”；另一种是：“徒结虚名之团体，图党员之增多，而略于促进政治之方策，坐令政治上之实权实力，悉归诸野心家，或无政治能力者之手，将来之政治法律，仍腐败如曩者，而国民亦徒得共和之美名，受专制之实祸”。(43)

对于同盟会在近代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戴季陶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同盟会者，中国之革命党也。在共和未成，同盟会未改为政党之前，同盟会所守之主义，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者而已。中国之革命，由于政治不良而生，而最能引起一般人民革命之思潮，即种族问题。是故中国革命之成功也，不曰‘革命成功’，而曰‘光复’，此二字实吾国革命史最特色之一也。又进政治革命，废君主而为共和，是亦主义贯通之一事实也。又进则社会革命，此即改为中华民国同盟会一政党后，所以执民生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也。”(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