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6）

其三，抨击袁世凯。袁世凯作为辛亥革命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当事人：清朝政府危机时刻任命的总理大臣；中华民国首位正式大总统，其政治角色的突然互换，一直到现在也是学者不断述说的历史话题，争论不休。不论是说他窃取革命果实也好，还是说他出任大总统是历史的选择也罢，那都是事后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所得出的结论。我们还是把镜头移到历史现场，通过戴季陶的眼光，仔细考察一下戴季陶笔下的袁世凯。粗略翻阅戴季陶文集，我们发现，从袁世凯上台伊始，戴季陶就连续发表了《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讨袁世凯》、《袁世凯专横无道》等文章，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做了系统揭露和批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袁世凯背离民意，肆意打压、排斥和残害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内阁组建上，对黄兴出任陆军总长出尔反尔，以工商、农林等“于重要国权无甚关系之位置”安排革命党人。戴季陶指出：“袁氏既电孙总统慰留黄兴，又使唐绍仪面留，措辞恳切，木石生感，经几次磋商，黄兴始允继任。及唐电告袁氏，袁忽反悔，谓陆军非段祺瑞不可，不然，彼则辞总统之职。前后判若两人，显系另具野心，故意要挟。盖恐陆军之权，操诸民党，将有不利于彼也。”“且对于革命中健全分子，置之又恐民党反对，用之又恐阻其私图，故仅以工商、农林等，于重要国权无甚关系之位置，令民党中有声望者居之，用心之狡而险，尽已至己。谭人凤宿学名士，向称刚直，又负时望，仅位以粤汉路督办，此尤险狠之最者。就此种种观之，袁世凯之用心，盖昭然若揭矣。”(56)张振武为武昌首义之元勋，威胁到黎元洪的地位。黎元洪利用袁世凯各省指派两名代表到北京开会的名义，与袁世凯秘密合谋杀害了张振武与方维。对此卑劣行径，戴季陶予以揭露。他说：“袁世凯利用此机会，既可以多杀革命健儿，又可借以买黎元洪之欢心，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张、方遂于此袁、黎阴谋之中，不知不觉而丧其生命矣。张、方之被杀也，袁世凯与黎元洪谋杀之也。义愤所激，全国忿痛，以软弱无能之参议院，亦愤激而欲提出弹劾案。”(57)戴季陶指出，“张振武固无政治上犯罪之证据，而袁世凯之杀之也，则有政治上之意思。盖不容革命起义者之再为政治活动而已”。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袁世凯残害革命党人、消灭潜在政敌的龌龊心态。戴季陶强调，袁世凯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民国法律，属于犯罪。他说：“袁世凯之行为，非特违法，破坏法律也，破坏约法也”。“袁氏之行为既为侵害国宪，即为犯叛逆罪之一项，即所谓破坏宪法之罪也，是即叛逆也”。(58)1913年3月，国民党灵魂人物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即便遇害人宋教仁在弥留之际还对袁世凯抱有期望，社会舆论要么将此事归结于党派政争，要么认为是南北政见分歧所致。对此，戴季陶旗帜鲜明，明确提出这是“专制与共和之激战”，矛头直指以袁世凯为首的中央政府。他说：“今日者，中国之政治上人物，乃为穷凶极恶之杀人犯，政府之机要机关，乃为穷凶极恶之杀人机关，是满政府不过腐败，而现政府乃残酷无人道，天理绝灭，纲维沦亡，法律政治，悉为乌有。”(59)悲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戴季陶愤而指出：“此次刺杀宋先生者，并非专为杀宋先生也，实杀欲巩固中华民国者耳……刺杀宋先生之案，非南北意见冲突也，非真政党之政见冲突也，专制与共和之激战而已，破坏共和之先声而已”。(60)戴季陶论说犀利，思想深邃，点到了袁世凯的要害及“宋案”的本质。

第二，袁世凯培植党羽，结党营私，意欲帝制。根据我看到的资料，戴季陶多次指斥袁世凯“意欲帝制”，是最早指出袁世凯有复辟帝制野心的人。1912年4月26日，戴季陶在《讨袁世凯》一文中指出：“袁氏病民病国之行，日以加甚，俨然帝制自为，且较亡清为尤甚。夫忠告不见信，骂詈不见畏，举国人民之痛苦，亦毫不加惜，是弃民也，是杀民也”。(61)同年7月27日，在《兵力专制中之政海潮》一文中，围绕段祺瑞即将出任第三任总理，戴季陶指出：“斯说出后，袁党之报纸，遂发解散参议院及总统集权之说。以此数者齐观之，则袁氏之欲为皇帝，及专制党之欲拥袁世凯为皇帝，其机盖已迫矣。”(62)同年8月7日，在《什么民国》一文中，戴季陶指出：“以民国之公仆而曰‘钦差大臣’，对于袁世凯之命令而曰‘恩命’，曰‘钦命’，是以袁世凯为皇帝也。而袁世凯前此之命令，且大赞扬之，是深喜倪嗣冲之能拥之为皇帝也。嗟乎！袁世凯之欲作皇帝，及其狐群狗党之欲拥之为皇帝也明矣。”(63)袁世凯培植党羽，网络势力，为日后复辟帝制作人事布局。对此，戴季陶一一举例罗列之。比如，“张作霖为胡匪中之著恶，残杀民党，虐害地方，国民之公敌，人道之蟊贼也。且私结外人，潜通宗社党。五色旗下，宁能容此辈暴贼横行无忌耶？袁世凯乃任其坐拥重兵，肆杀民党，作宗社党之伥灵，为外国人之鸇獭，是与借刀杀人何异？”(64)又如，“周自齐之为人，何如柏文蔚，而袁畀以鲁都督；赵尔巽残杀民党，私通满逋，卖国虐民，无所不至，而袁任之；赵秉钧捕杀民党，反对革命之事，尽人皆知，而谓为有功民国。”(65)再如，“陈璧之卑劣，人所共知者也，其反对革命之事，故无论已。当满清时代，犹且以贪婪卖国而黜职。民国成立，不杀之已属宽宥，而袁乃欲援为心腹。”(66)戴季陶严正指出，袁世凯的一系列举动，严重违反中华民国法律，包藏祸心已经昭然若揭，其阴谋野心一旦得逞，人民将会再次堕入专制深渊。他说：“袁氏遂一人之私，以各省都督之位置，为安置私人之地，公然任命都督。夫由民选而后加总统委任，已与中华共和国之性质悖谬，而况纯以一人私意，任一人所私之私人。即舍法理而言事实，所委任之人能合民意犹可也，其所任用之人固无一人能合民意，且皆为国民罪人。苟放任之而不问，则将来各省都督，皆为其爪牙，一旦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其专制手腕，则各省都督皆其心腹，吾民之死命遂为袁世凯所制矣。故袁世凯之任用各省都督，与满清设各省驻防之意，实无以异。”(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