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7）

面对袁世凯不断蚕食革命果实，一步步走向专制独裁的举动，革命党人在“二次革命”之前，基本上持隐忍、妥协、退让的态度，某种意义上助长了袁世凯的反动。对此，作为革命派中为数不多的强硬者代表，戴季陶表示了极大遗憾。他在《呜呼维持大局》一文中，对于革命党人从武昌起义到“宋案”发生之间一系列的退让作了清理。如对南北议和中袁世凯的武力紧逼，革命党人没有以兵力制约之，理由是“维持大局”；在组建第二届临时政府中，袁世凯一意孤行，打着“钦命全权”的旗号，自行任命总理，革命党人没有坚持原则，理由也是“维持大局”；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的决议，中华民国本应建都南京，袁世凯理应赴南京就职，但因为袁世凯发动兵变，革命党人对此姑息容忍，理由又是“维持大局”；对于陆军总长一职，本来应该由革命党领袖黄兴出任，但袁世凯出尔反尔，最后由其心腹段祺瑞担纲，“显系深具野心”，但革命党人没有奋起抗争，理由同样是“维持大局”；围绕内阁人选，袁世凯公然指派段祺瑞率军警到参议院，并扬言解散参议院的举动，参议院中的革命党人明明知道袁世凯违法，却一味因循退缩，予以通过，理由又是“维持大局”；袁世凯与黎元洪密谋勾结，联合枪杀了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革命党人空前义愤，但却没有实行反击，仅以一质问了之，理由还是“维持大局”。戴季陶指出：“共和国之大关键，即为民权。维持民权，乃真为维持大局。二年以来，民党诸志士，一一助长民贼，反自解曰：维持大局。嗟乎！大局果能维持乎？今日者，政府竟同谋杀我国民矣。一误不堪再误，吾敢一语断之曰：中华民国之局，非民贼破坏之，‘维持大局’之志士以姑息破坏之也。吾国民其醒矣。民贼一日不去，大局一日不宁；民权一日不张，大局一日不固。除民贼以张民权，此则维持大局之善策也，舍此惟自尽耳。”(68)

戴季陶主张通过武力消灭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民贼，并不是在“宋案”发生之后。戴季陶一直坚持武力反袁的立场，并矢志不移。早在1912年4月，戴季陶就发出了除掉袁世凯的呼吁。他说：“吾民苟欲维持中华民国之国体，欲保全中华民国之存在，则袁氏不除，终不能达其目的。嗟乎，吾绝于袁氏矣。非吾绝之也，袁氏自绝于吾民，吾亦国民之一，欲不绝之而不能也。夫革命方成，人心未死，苟中华民国之男儿，尚有血性，则罪大恶极之袁世凯，岂忍听其专横乎？”(69)同年5月20日，戴季陶在《民权报》醒目位置发表《杀》讨贼檄文，公开鼓动枪杀袁世凯。“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弥无穷之后患，智也。”(70)戴季陶因此招致祸端，被捕入狱。戴季陶这种言论，尽管有过于激烈的非理性成分，但却充分表现了他那彻底革命和不与专制势力作妥协的大无畏的勇猛精神，应该站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下予以肯定。

　三、辛亥革命的反思者

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当事者或亲历者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思和检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爆发7年之后撰写《孙文学说》时，比较系统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自身原因。他把败因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党内高层干部认为孙中山“理想太高”，不适合中国实际。孙中山说：“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是以予为民国总统时之主张，反不若为革命领袖时之有效而见之施行矣。此革命之建设所以无成，而破坏之后，国事更因之以日非也。”第二，自认德才不够，难以担当如此重任。他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者，此固予之德薄无以化格同侪，予之能鲜不足驾驭群众，有以致之也。”第三，深刻的思想根源，即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他指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71)孙中山以革命家、战略家的胸怀与智慧去分析辛亥革命的败因，给我们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以很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