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参与·反思 戴季陶与辛亥革命（8）

戴季陶对辛亥革命的成败，一直在做着反省与检讨，其“辛亥革命的假成功和癸丑革命的真失败”的论点很有新意。(72)戴季陶的检讨与反省，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关于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辛亥革命发生于公历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因此，戴季陶最初是将辛亥革命称之为“八一九革命”。戴季陶指出，这次革命只是形式上获得成功，但实质上却失败了，所以他后来把它称为“假成功”。他说：“则知八月十九日革命所以起，亦知八月十九日革命之所以形式上成功，而实质上失败”。(73)在戴季陶看来，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中国传统的革命思想。中国传统革命思想的渊源在传统经典《周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易》之《革卦》所演绎出的“夫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早已深入人心。戴季陶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首先强调尊君，即服从英明的君王，但是，在尊君的同时，又倡导反抗暴君。后者显然是讲革命的合法性。他说：“吾国本为君主之国，故尊君思想为国民之一历史的思想。然对尊君有一限界，此限界为何？即反抗暴君之思想是也。故古来学者之主张，以为君不可弑，而一夫则可诛，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此盖举尊君思想与革命思想之限界而明白申论之者也。后世行革命者，恒借据于汤武，盖为此也。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其根本思想之一，亦出于此。”(74)其次，攘夷思想，即传统民族意识。这种思想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民对于其民族，恒具一自尊自爱之念，而对于他民族，则恒存一同仇敌忾之心”，成为“吾国民爱国心之原素”之一，具体到中国历史，“孔子作《春秋》亦严华夏之辨，而史家著书，胡、元不列于正统也。满清以东胡民族入主中华，吾民族对之，常存一非我族类之心”。(75)辛亥革命志士很自然地把此历史遗产作为其革命的思想渊源。“最近革命运动之起也，其鼓吹革命之论著，以及革命军屡次之文告，皆由攘夷思想所蕴藉而成者，占最多数，而明末遗民所著之《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更为运动革命之利器。虽满清之据吾国也久，人民敌忾之心已渐消失，然而读是书者未尝不恍然自觉，革命党以三民主义为本旨，而民族主义居其第一，亦以此也”。(76)再次，近代欧洲思想。近代欧洲民权思想、法国革命与北美独立深刻地影响了辛亥革命。戴季陶指出：“自西力东渐，而欧洲之思想，亦随国力以侵入焉。最有力者，则为民权自由之思想，而最引起青年国民思想上之丕变者，则法国革命、北美独立之二大事实。青年之留学于外国者，与居国内而读西籍者，未有不受此思潮之感化，卢梭、孟笛斯鸠之说，尤风靡一时，改革政治之风潮，乃一起而不可遏。故凡稍受欧洲思潮之感化者，其论政治必以民权自由为归，特主张民权自由者之中，其程度有不同，故派别遂各异耳。”(77)中国传统革命、攘夷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权自由思想共同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思想来源。戴季陶说：“主张革命者于旧时固有之革命思想及攘夷思想外，复受近世民权主义社会主义之陶融，故主张革命不仅革除满洲皇统为足，且于革除满洲皇统之外，以实行民权主义之政治，图谋社会主义之幸福为归著焉。”(78)对于中外思想来源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戴季陶作了分析和估价。他认为，相对而言，近代欧洲民权主义、社会主义思潮表面上汹涌澎湃，实质上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中国固有的革命与攘夷思想。戴季陶说：“在八月十九日革命以前，鼓吹革命与实行革命者，其脑筋中之热潮，恒以‘民族’二字为发动之先锋，多数国民即不知民权自由与乎社会主义之实质为何，而一闻及革命排满，则数千年历史的遗传之思想，油然发露，而不暇问及革命之实质。革命党亦以一提倡攘夷主义与历史上之革命主义，则多数国民已心喻三千余年历史之程序而赞成革命，亦毋庸极力解说革命之实质。于是民权自由与乎社会主义之理转晦，而历史的旧思潮反占势力于国民之脑中。八月十九日之革命，所以形式上造成共和立宪国，而实质上乃否，最大原因，厥在乎此”。(79)另外，外力入侵激发了此次革命。戴季陶说：“以上所论，盖自思想上论明革命思想之渊源者，此外更有一最大之事实上原因，实使吾国不能不图改革者，则外力之侵入是也。”(80)戴季陶用其精练笔墨描述了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遭受的外来压迫之后指出：“由是观之，则革命思想上之原因，由于上所述之三端，而事实上之动机，实起于外力之侵入。”(81)戴季陶最后总结说：“是以论八月十九日之革命，不能独就一方面观察，有历史上思想上之远因，有内乱外患之近因，交相逼迫，而后乃成，徒指一点，以概全局，终有武断之诮也”。(82)戴季陶从历史、文化及现实等维度对辛亥革命发生原因的分析，深刻透彻，鞭辟入里，达到了惊人的高度。

其二，关于辛亥革命的成功。戴季陶认为，辛亥革命是一次“假成功”的革命，即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实质上却是武人专制独裁。因此，他对于辛亥革命后的时局表示极度失望和无奈。尽管如此，戴季陶对辛亥革命仅取得的形式上的成功，还是一度表现了礼赞和期许。首先，戴季陶认为，这次革命推翻了传统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倡导民主、自由、宪政等，远远超越了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式的革命，具有现代意义。他说：“而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则并帝位而革去之，使数千年帝国一变而为共和国，数千年之专制政治一变而为立宪政治，此至不同之点也。”(83)又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约法》，皆具此实质及形式，故即为中华民国最初之宪法也。此根本法成，而中华民国为立宪国之形式已具，是八月十九日革命之结果所产生者，即为一共和立宪国，是以八月十九日之革命与历史上经过之革命大有不同也。”(84)戴季陶还指出：“然而国体既由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变为共和，政体既由八月十九日之革命变为立宪，是国民似已自觉由古及今政治上之大病源，而有以芟除之矣。”(85)在此，戴季陶反复强调辛亥革命已经不是中国历史上此伏彼起的王朝更替，而是具有许多近代新元素的新式革命。尽管戴季陶没有提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从他的诸多论述来看，这种论点已经呼之欲出了。其次，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人民公意的集体表露，是广大国民浴血奋斗的结果。戴季陶说：“民国之成立，非仅由数十百千革命党之意志而成者也，全国人民之公意也。假使无全国人民之公意，即使有数十百干革命健儿流血以赴之，挥泪以激之，亦不能使民国克底于成也。……自革命之说出，而全国之心思，皆趋向于革命。武昌一举，全国从风。当革命军与清军激战之时，全国人民，其大多数闻革命军胜而喜，闻清军胜而忧；忧与喜之间，即表示其赞同反对之意志者也。惟全国人民之心志皆一，夫然后革命功成，而共和国建。故日民国之成立，全国人民之公意也；革命之军，特人民公意之代表而已。第一次之总统，即代表全国国民而行公共之善意者也。是有征焉。第一任总统之誓词曰：‘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此誓言，即明认中华民国之成立，为国民之公意，而政府即代表人民之公意者也。故中华民国，即确立于全国人民公意之上。而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三事者，则人民所发表之公意也。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国民公意所建设，是即国民所发之公意，以中华民国而表现也”。(86)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创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国民公意的体现，反映了历史的进步和时代潮流。无数革命先烈和志士，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充满憧憬和期望，以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投入革命，促成了中华民国的建立。戴季陶指出：“今日之革命成功，成功于乐观，非成功于悲观也。假使当日之先烈，不能认定革命为可成功之事，而具乐观的精神，吾知今日必不能达成功之目的。此次革命战争之伟人，假使鉴于前次屡次之失败，而徒具悲观，吾知今日亦必不能有新共和国出现也。共和国者，吾国民以勇猛精进之精神，奋斗血战而获得也。”(87)纵览戴季陶的整个言论，他对辛亥革命成功或礼赞的文字不是很多，但尽管如此，其对辛亥革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