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的原则区别 （2）

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发动“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取消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而也取消商品市场，不加分析地全面批判资本主义，完全把苏联经济纳上了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的轨道。斯大林采取的是极为僵硬的产品交换和计划经济体制，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属性，而将商品、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的“胎记”。这固然有一定的思想理论渊源，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俄罗斯民族有着强烈的反商品、反市场关系传统，这种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被俄国民粹主义所继承。斯大林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僵化的教条的理解，一方面又继承了俄罗斯民族的、后来又为俄国民粹主义所强化了的反商品、反资本主义传统，这就形成了斯大林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经济的极为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列宁逝世后苏联数十年的理论和实践中，特别在斯大林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集中反映了出来。斯大林只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有限作用，只承认物质利益和价值关系对劳动者积极性的有限影响，严格限制它们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因此他反对利用商品货币杠杆，坚持认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具调节作用，尤其不能扩大到生产资料范围。斯大林的这一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贯穿于从30年代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正是这种僵硬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其发展潜力丧失殆尽后，使苏联经济一直处于低迷停滞状态而难于实现转型。

邓小平高瞻远瞩，正确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他把市场和计划看作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既能利用“计划”，社会主义也同样可以利用市场。正是从这一创新理论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样，就找到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既适应于中国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也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便于吸收世界文明的最新成果，以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无疑是对斯大林否定市场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

第三，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 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模式存在的另一原则区别。

在人民政权下，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对立的。民富则国本固，民穷则国本弱；国强而民气旺，国弱则民心丧。但是，对于持国家至上观念者来说，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无疑也是矛盾的：多用之于国，则少用之于民；多取之于民，则少取之于国。

俄国从莫斯科公国时代起就有强国主义传统。彼得大帝更是以建立强大国家为目标，以国家主义为指导进行改革的。现在西方和俄罗斯学术界叫普遍持有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推行的现代化，“继承了从彼得一世改革开始的、专制主义的现代化事业”，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新经济政策时期：社会史中反映的俄罗斯》，见（俄）《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4期，第150页）实际上，从彼得时代起，俄国就有极端重视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传统；而对民生是比较忽视的。

斯大林继承了这一传统，领导苏联走的是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在特定时期内，应该说这对苏联是必要的。但苏联对这样的发展道路并未适时进行调整，而是将其固定化、模式化和长期化；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苏联的重工业化达到了某种畸形，实际上带有一种浓重的重工业军事化的特征。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切围绕重工业，重工业又以军事工业为中心。为了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投资，长期向农民征收“贡赋”，挖苦了农民；积累和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城市居民和工人的工资和生活长期保持在一种低水平上。为了发展重工业，严重忽视了对人民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在苏联1932―1933年严重饥荒时期，民众缺粮，饥饿待毙，斯大林甚至在此时仍出口粮食，换取工业设备。50年代，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了天，人民生活必需品还匮乏得可怜，往往要为几条肥皂和毛巾操心费神。80年代，彩电和录音机已经风靡世界，苏联对这类民用品的生产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上，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严重不敷民众需要。这种只顾国家不顾民生的经济发展状况，曾长期令苏联民众怨声载道。

苏联的工业化“赶超战略”，也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脱离实际，建立在“唯意志论”基础上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任务，非但没能达到斯大林调整了的超高控制数字，就连最初的“最高方案”也没达到。非但如此，工业发展速度反而从1928－1929年度的23.7％，降低到1933年的5％。苏联当年的工业化就以严重损失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