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如何正确认识“自贸区”（2）

虹吸效应难免

机会面前，闻风而动的往往是商人，尤其是嗅觉异常灵敏的浙商。

在上海打拼多年的浙商陈先生表示，上海自贸区消息传出以来，他和不少朋友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个“大事件”。虽然上海自贸区盘子里到底能装什么“菜”现在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里将是金融、人才、高科技技术等“高级要素资源”流动的区域，“这里的‘玩法’跟以前肯定不同，怎么玩，大家还在研究。但肯定会想尽办法分上一杯羹。”陈先生说。

一位江姓浙商告诉记者，最近他们公司一直和以色列一家医疗器材方面的高新企业保持深度接触，准备一起在国内合作一个项目。考虑到自贸区对企业的国际化运营、贸易便利化、金融自由化等政策的种种利好，他和合作方都倾向于将总部落在上海自贸区内。“如果真像传闻中所得税降至15%，对于企业来说是极大的利好。”江先生说。

江先生的想法并非个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少有海外业务的浙商企业都对于上海自贸区的政策细节保持着高度的关注，透露出将总部尤其是财务中心、运营中心和营销中心等功能性的企业总部放到上海。

一直致力于温州民间资本优势研究的黄先生认为，上海自贸区内将进行的一系列金融创新，或令温州金融改革的先发优势被弱化。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浙江省商务研究院院长张汉东并不奇怪浙商们的种种想法。他认为，中央赋予上海自贸区的种种突破性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在短时间内对浙江乃至整个长三角群的资源产生一定的虹吸效应，集聚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等。

“但除了虹吸效应，上海自贸区的成立也会对周边产生辐射、带动效应，能够服务于更广泛的地区。比如促进周边城市群更精细的分工。但哪个效应更加明显，还有待细节出台。我们浙江现在要做的，应该是更加充分挖掘自己的优势潜力，将失去的优势从别的方面补回来。”张汉东说。

创新而非“搬新”

作为舟山群岛新区的重头戏之一，舟山自贸区的建设早已写入国家战略之中。那么，上海自贸区的获批，对于正在推进中的舟山自贸区影响几何？

“最大的影响是对未来舟山自贸区如何定位的问题。”张汉东表示，由于上海和舟山处于一个几乎相同或相近或相似地理位置上，中央再批准一个与上海具有相同或相近或相似的自贸区，可能性不大。所以，现在舟山群岛新区不仅需要加快申报自贸区的脚步，还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找准舟山自贸区的定位、与已经获批的上海自贸区错位的问题。若要明确舟山群岛新区自贸区的定位，就必须深刻理解舟山群岛新区的“全国海洋经济主题区”和“浙江海洋经济先导区”的战略定位、国家战略的意图以及舟山自己的独特优势。

也有学者表示，舟山群岛新区的“自贸区”设想和设计的方案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上思考，一定要包含对浙江省、长三角、长江流域和全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的作用和影响的考虑。“把别人已经探索得很好的东西搬过来只是‘搬新’，而不是创新。舟山群岛新区能否创新出从世界看都没有的东西是其生命力的关键。”

除了正在申请中的舟山自贸区外，温州国家金融改革试点和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也因为上海自贸区的获批被指“含金量”下降。对此，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郑宇民表示，任何一个政策的“独享性”都很难长时间维持。“保持它的‘含金量’，与开挖的深度、提炼的精度以及开采的时间长度有关。我们现在能做的，是深耕细作、实干快干。”郑宇民说。